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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北平《真理晚報》發行才一個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貴陽《力報》以“言論為共黨張目”的罪名被封閉，發行人、總編輯均下獄。
12月25日，國民政府頒布的《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第6條明確規定“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之後
國民黨大勢已去，向來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內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時代，言論界一刻並沒有放棄最後的努力，儘管他們的一切努力註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報業公會、新聞記者公會發表聯合宣言，譴責針對報館的暴力行為（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發生了七次打砸、搗毀報館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議。同月，首都警察廳廳長黃珍吾嚴令各警察局封鎖新聞，不許接見記者。《中央日報》、《新民報》、《南京人報》等14家報紙的29名記者聯名抗議。黃珍吾被迫否認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報以“開天窗”、拒發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議市長封鎖新聞。
在時代轉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餘勇，恢復了《大公報》香港版，他在復刊詞中重申了《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以及“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並指出：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盪，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的鬥爭著，相互激盪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以他敏銳的目光早已看出時代的真問題。不幸報紙出版不足一個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療。
最富有象徵性的事件發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蔣介石親自簽發的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鄧季惺、陳銘德夫婦手中，一份創刊近20年的民間報紙開始隕落。兩天後（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稱之為中國新聞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廢止與憲法牴觸的出版法，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報》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萬枚子等24人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並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大公報》重慶版、香港版及重慶《世界日報》等許多報紙紛紛轉載了這一抗議書。
《新民報》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夫婦
這是《大公報》最後的輝煌。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指控王芸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7月18日，王芸生發表文章反駁。7月19日，《中央日報》發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論，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產國際”。
1948年7月10日，儲安平在《觀察》發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在南京《新民報》日、晚版被封殺之後，上海、北平、成都、重慶四地六版暫時倖存下來，7月13、14日，趙超構在上海《新民報》接連發表《新民報之厄運》、《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兩篇銳利的評論。7月17日，儲安平在《觀察》發表瀰漫著浩然之氣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國民黨大廈將傾，一切抗議、批評都註定了無濟於事，不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報》，等待著其他報刊的也是相同的命運。10月12日，就連具有國民黨背景的《正言報》也因所發議論“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運。當南京《新民報》被封殺之後，《正言報》曾先後發表魯莽的《新民報停刊與新聞自由》、萬枚子的《不照憲法行事，就是違憲》等文。
在這樣風雨飄搖的年頭，從南到北，知識分子議政的周刊紛紛創刊，又紛紛凋謝了。即使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讓國民黨當局感到恐懼萬分。一個以《觀察》為代表的周刊時代稍縱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為發行人，施復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時與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紀評論》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後停刊。劉不同於9月18日在南京創辦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於這個月停刊。
12月24日，《觀察》周刊在堅持了三年半之後終於被封殺。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這份周刊是吳景超、錢端升、劉大中等在錢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名義在北平出版的。他們在發刊詞中鄭重說明：“在萬方多難的今日，我們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發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來探索中國的前途。”並提出了32條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張。因為在社論中多次批評蔣介石獨裁誤國，《新路》創刊未久就遭到嚴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創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論》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論》曾發表朱光潛、毛子水、張佛泉、樊際昌等16位學者聯名的《中國的出路》，表達了他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對極權主義的深刻憂慮。
9月10日，貴陽《力報》以“言論為共黨張目”的罪名被封閉，發行人、總編輯均下獄。
12月25日，國民政府頒布的《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第6條明確規定“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之後
國民黨大勢已去，向來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內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時代，言論界一刻並沒有放棄最後的努力，儘管他們的一切努力註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報業公會、新聞記者公會發表聯合宣言，譴責針對報館的暴力行為（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發生了七次打砸、搗毀報館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議。同月，首都警察廳廳長黃珍吾嚴令各警察局封鎖新聞，不許接見記者。《中央日報》、《新民報》、《南京人報》等14家報紙的29名記者聯名抗議。黃珍吾被迫否認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報以“開天窗”、拒發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議市長封鎖新聞。
在時代轉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餘勇，恢復了《大公報》香港版，他在復刊詞中重申了《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以及“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並指出：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盪，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的鬥爭著，相互激盪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以他敏銳的目光早已看出時代的真問題。不幸報紙出版不足一個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療。
最富有象徵性的事件發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蔣介石親自簽發的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鄧季惺、陳銘德夫婦手中，一份創刊近20年的民間報紙開始隕落。兩天後（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稱之為中國新聞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廢止與憲法牴觸的出版法，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報》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萬枚子等24人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並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大公報》重慶版、香港版及重慶《世界日報》等許多報紙紛紛轉載了這一抗議書。
《新民報》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夫婦
這是《大公報》最後的輝煌。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指控王芸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7月18日，王芸生發表文章反駁。7月19日，《中央日報》發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論，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產國際”。
1948年7月10日，儲安平在《觀察》發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在南京《新民報》日、晚版被封殺之後，上海、北平、成都、重慶四地六版暫時倖存下來，7月13、14日，趙超構在上海《新民報》接連發表《新民報之厄運》、《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兩篇銳利的評論。7月17日，儲安平在《觀察》發表瀰漫著浩然之氣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國民黨大廈將傾，一切抗議、批評都註定了無濟於事，不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報》，等待著其他報刊的也是相同的命運。10月12日，就連具有國民黨背景的《正言報》也因所發議論“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運。當南京《新民報》被封殺之後，《正言報》曾先後發表魯莽的《新民報停刊與新聞自由》、萬枚子的《不照憲法行事，就是違憲》等文。
在這樣風雨飄搖的年頭，從南到北，知識分子議政的周刊紛紛創刊，又紛紛凋謝了。即使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讓國民黨當局感到恐懼萬分。一個以《觀察》為代表的周刊時代稍縱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為發行人，施復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時與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紀評論》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後停刊。劉不同於9月18日在南京創辦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於這個月停刊。
12月24日，《觀察》周刊在堅持了三年半之後終於被封殺。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這份周刊是吳景超、錢端升、劉大中等在錢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名義在北平出版的。他們在發刊詞中鄭重說明：“在萬方多難的今日，我們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發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來探索中國的前途。”並提出了32條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張。因為在社論中多次批評蔣介石獨裁誤國，《新路》創刊未久就遭到嚴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創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論》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論》曾發表朱光潛、毛子水、張佛泉、樊際昌等16位學者聯名的《中國的出路》，表達了他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對極權主義的深刻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