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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問孔子為什麼不參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在這裡把孝悌與政治畫了等號。孔子認為一般的人只要培養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稱這種倫理道德的培養為“學”），一般人能夠懂得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一步深造。子夏進一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做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可見，培養沒有自己意志、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後世人把這種教育看做是愚民教育，在如今的我們看來，的確如此，不是嗎？
另外孔子還有一些“有教無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思想，與其說教化，倒不如說潛移默化地將人們的思想禁錮在一個小範圍內。這也正是統治者需要的。
而到了漢武帝時候，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其內容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論、君權神授說、三綱五常說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以現代文化意識來衡量，基本上不應屬於儒家思想中的精華。然而它們不僅為當時的漢武帝所採納，而且也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封建時代的史家也給董仲舒以高度的評價，如《漢書》的作者就把他與文王、孔子並列，說：“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如何理解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呢？應該看到：某一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產生、確立相應用，並不是哪一個人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它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的需要、歷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學體系中包含那麼多獨斷的、唯心的、神學的觀點，十分荒謬；然而這一體系卻得以暢通一時，行之久遠，這個歷史事實並不荒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適應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客觀需要，高於人的“天”正是他的神學理論的成功基礎，因此他的學說就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學發展鏈條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縱觀封建社會統治的思想，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以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占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而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以致思想界百家爭鳴的百家沒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後的千年甚至更遠的歲月里，也失去了重生的土壤。
3．給自己蓋一座監牢
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他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由於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以沒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規範、法律章程和學術研究於一體的哲學體系。漢武帝時，時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層建築，也需要有一套廣泛的哲學體系。於是漢武帝便招賢良文學之士，親自策問治理國家的綱領性的東西。
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被採納之後，他對漢武帝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意思是凡是不在禮樂射御書數之內，不屬於孔子的學說的言論，都杜絕其興起的根源，不要讓他們與儒家爭道。這樣，邪談怪論便會息滅，然後天下便有一致的條例準則和明晰的法令，人們便知所從了。這正是董仲舒文化學術專制的體現，而與其在政治專制“三綱”思想上是完全統一的。登上巔峰位置的儒學，在學者們的大肆弘揚中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
在儒家思想的這個“磨”周圍，人們都成了“驢子”，正像統治者希望的那樣，談到中國哲學，我們腦子裡最先想到的大多是人倫哲學，人們自然想到儒家，談到社會政治思想，人們還是想到儒家，而談到個人個性的發展，人們傻了眼，自上而下，自我們有記憶以來，衡量一個人好壞，判斷社會風氣甚至是統治階級的作為，我們只有一個衡量標準，那就是儒家思想。
曾經百花齊放的諸子成了春秋戰國時代獨有的標誌和傳說，而兩千年來的人們，思想就在這個儒家的圈子裡，談個性就不夠時尚，但卻讓人憧憬。當西方文藝復興，讓歐洲的“人性”覺醒時，我們的子民們正在儒家思想的“甜甜圈”裡面沉睡。正是思想界的風平浪靜，文化思想的單一，讓中國的封建社會階段步入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7、18世紀，中華帝國的發展步伐終於在國人的沉睡中放慢了速度，而西方文藝復興給人性復甦打開了一道明亮的窗戶，把東方雄踞的睡龍狠狠地甩在了後面，不僅如此，這條睡著的巨龍還被無情地遭到侵犯，這一切不光彩的歷史，也正是中國人思想匱乏、創造力匱乏、國家落後的根源所在。
可見，培養沒有自己意志、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後世人把這種教育看做是愚民教育，在如今的我們看來，的確如此，不是嗎？
另外孔子還有一些“有教無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思想，與其說教化，倒不如說潛移默化地將人們的思想禁錮在一個小範圍內。這也正是統治者需要的。
而到了漢武帝時候，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其內容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論、君權神授說、三綱五常說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以現代文化意識來衡量，基本上不應屬於儒家思想中的精華。然而它們不僅為當時的漢武帝所採納，而且也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封建時代的史家也給董仲舒以高度的評價，如《漢書》的作者就把他與文王、孔子並列，說：“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如何理解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呢？應該看到：某一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產生、確立相應用，並不是哪一個人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它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的需要、歷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學體系中包含那麼多獨斷的、唯心的、神學的觀點，十分荒謬；然而這一體系卻得以暢通一時，行之久遠，這個歷史事實並不荒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適應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客觀需要，高於人的“天”正是他的神學理論的成功基礎，因此他的學說就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學發展鏈條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縱觀封建社會統治的思想，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以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占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而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以致思想界百家爭鳴的百家沒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後的千年甚至更遠的歲月里，也失去了重生的土壤。
3．給自己蓋一座監牢
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他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由於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以沒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規範、法律章程和學術研究於一體的哲學體系。漢武帝時，時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層建築，也需要有一套廣泛的哲學體系。於是漢武帝便招賢良文學之士，親自策問治理國家的綱領性的東西。
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被採納之後，他對漢武帝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意思是凡是不在禮樂射御書數之內，不屬於孔子的學說的言論，都杜絕其興起的根源，不要讓他們與儒家爭道。這樣，邪談怪論便會息滅，然後天下便有一致的條例準則和明晰的法令，人們便知所從了。這正是董仲舒文化學術專制的體現，而與其在政治專制“三綱”思想上是完全統一的。登上巔峰位置的儒學，在學者們的大肆弘揚中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
在儒家思想的這個“磨”周圍，人們都成了“驢子”，正像統治者希望的那樣，談到中國哲學，我們腦子裡最先想到的大多是人倫哲學，人們自然想到儒家，談到社會政治思想，人們還是想到儒家，而談到個人個性的發展，人們傻了眼，自上而下，自我們有記憶以來，衡量一個人好壞，判斷社會風氣甚至是統治階級的作為，我們只有一個衡量標準，那就是儒家思想。
曾經百花齊放的諸子成了春秋戰國時代獨有的標誌和傳說，而兩千年來的人們，思想就在這個儒家的圈子裡，談個性就不夠時尚，但卻讓人憧憬。當西方文藝復興，讓歐洲的“人性”覺醒時，我們的子民們正在儒家思想的“甜甜圈”裡面沉睡。正是思想界的風平浪靜，文化思想的單一，讓中國的封建社會階段步入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7、18世紀，中華帝國的發展步伐終於在國人的沉睡中放慢了速度，而西方文藝復興給人性復甦打開了一道明亮的窗戶，把東方雄踞的睡龍狠狠地甩在了後面，不僅如此，這條睡著的巨龍還被無情地遭到侵犯，這一切不光彩的歷史，也正是中國人思想匱乏、創造力匱乏、國家落後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