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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會曾決定用向沙皇請願的辦法爭取立憲制、公民自由和改組政府。但到7 月時，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會決定直接“向人民呼籲”。彼特隆凱維奇慷慨激昂地說：“只有一條出路。在這以前我們一直希望從上面實行改革，而從現在起我們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們必須用簡單明了的語言把真實情況告訴人民。政府的無能和無力引起了革命。這是大家都必須承認的事實。我們的責任是盡一切努力來避免流血。我們中間許多人為祖國效力已經多年。我們現在必須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大會通過的告人民書雖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國，但號召人民“以聯合的力量來保衛自己的生活、財產和權利”。它宣稱，爭取人的天然權利的鬥爭即便在破壞法律形式的條件下也是正確的；普選權是真正人民代表機關的唯一基礎。
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義已在總體上背離了與專制主義結盟的傳統，而同革命的民主主義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對大多數俄國自由主義者來說，革命遠比舊制度更能接受。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來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之間積聚起來的矛盾的爆發，而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沙皇政權的不妥協立場為這種爆發準備了條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後，為使羅曼諾夫王朝免遭滅頂之災，專制政權不得不作出讓步。10 月17 日，沙皇發表宣言，確認了公民自由和立憲君主制的原則。俄國自由主義的目標實現了，但自由主義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壓力下讓步的，而他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為這個革命陣線的一翼。彼特隆凱維奇寫道：“19 世紀60 年代開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並非自願的決定和人民的堅決鬥爭完成了。但是……憲制的這種產生方式能保證它的鞏固性嗎？”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馬克拉科夫憂心忡忡地說：“在革命方面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綱領，在那裡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綱領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僅僅是專制制度；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起一個完全的人民政權，建設社會主義。……對於那些把歐洲自由主義視為過時現象的革命政黨來說，在俄國能夠建立起歐洲所沒有的東西，即新的社會秩序。……無論在哪裡都不像在我們這個不文明的國家裡這樣，鼓動宣傳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0月17日之後，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成立了自己的政黨。由解放同盟演變而來的立憲民主黨反映了自由主義中徹底歐化的傾向，而十月十七日聯盟則較多地體現了俄國自由主義中的妥協傳統。在12 月武裝起義失敗後，革命轉入低潮，杜馬成為反對專制主義鬥爭的新舞台，自由主義在其中起了領導作用。但俄國自由主義由於其固有的弱點是不可能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情況下戰勝專制主義的，因此，當1906年夏天農民運動開始消退時，革命的結局也就註定了。但是，沙皇政權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進行改革。經修訂後頒布的《國家杜馬章程》和《國務會議章程》使原來由沙皇壟斷的立法權由國家杜馬、國務會議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組後的大臣會議成為俄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羅斯國家根本法參考了德國、奧地利、日本和英國等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體現了資產階級法制原則，限制了皇權，比較明確地劃分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確認了基本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權利。這些變動反映了陳舊的專制制度與年輕的社會力量之間的均勢：政府被迫以資本主義精神改革國家制度，而自由主義未能完全達到把政權交給代表機關的目標。
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俄國在西方化道路上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對抗的形式。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在1905—1906年的匯合形成了對專制主義的強大衝擊，使革命具有波瀾壯闊的外貌，但這兩種力量的根本差異使他們不能持久地結合在一起。自由主義是由俄國西方化過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質上是一種與專制主義對立的力量，但它軟弱、容易動搖並在原則上拒絕採用暴力。與俄國農民聯繫在—起的民主主義則基本上產生於俄國東方式的社會生活基礎，它以激烈的方式爭取擺脫經濟枷鎖，但在總體上局限於經濟目標。農民運動雖然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平均分配等激進的經濟要求，但與實行立憲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幾乎是無緣的。農民在反抗壓迫的鬥爭中所捍衛的是陳舊的宗法制關係，因而實際上維護了現存國家制度的基礎。而革命期間的工人運動也還未能擺脫經濟主義的影響；唯一徹底革命的只有布爾什維克，但它當時甚至還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黨。可見，第一次俄國革命之所以未能進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國的資本主義化還遠未達到能夠改造全部俄國生活的程度。
妥協：《路標》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變結束了第一次革命，開始了貴族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時期。
革命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瀰漫著悲觀、失望以至反動的情緒，與專制主義妥協以推進改革的傾向再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路標》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多數還曾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彼·司徒盧威、亞·伊茲戈耶夫、尼·別爾嘉耶夫、謝·布爾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謝·弗蘭克和米·格爾申宗。文集的中心內容是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列寧認為，文集包括了3個主題：“(1)反對俄國(和國際)民主派整個世界觀的思想基礎；(2)同近年來的解放運動宣布決裂，並對它大肆誣衊；(3)公開宣布自己對十月黨人資產階級、對舊政權、對整個舊俄國所抱的‘高級奴僕’感情(和相應的‘高級奴僕’政策)。”
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義已在總體上背離了與專制主義結盟的傳統，而同革命的民主主義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對大多數俄國自由主義者來說，革命遠比舊制度更能接受。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來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之間積聚起來的矛盾的爆發，而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沙皇政權的不妥協立場為這種爆發準備了條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後，為使羅曼諾夫王朝免遭滅頂之災，專制政權不得不作出讓步。10 月17 日，沙皇發表宣言，確認了公民自由和立憲君主制的原則。俄國自由主義的目標實現了，但自由主義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壓力下讓步的，而他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為這個革命陣線的一翼。彼特隆凱維奇寫道：“19 世紀60 年代開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並非自願的決定和人民的堅決鬥爭完成了。但是……憲制的這種產生方式能保證它的鞏固性嗎？”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馬克拉科夫憂心忡忡地說：“在革命方面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綱領，在那裡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綱領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僅僅是專制制度；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起一個完全的人民政權，建設社會主義。……對於那些把歐洲自由主義視為過時現象的革命政黨來說，在俄國能夠建立起歐洲所沒有的東西，即新的社會秩序。……無論在哪裡都不像在我們這個不文明的國家裡這樣，鼓動宣傳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0月17日之後，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成立了自己的政黨。由解放同盟演變而來的立憲民主黨反映了自由主義中徹底歐化的傾向，而十月十七日聯盟則較多地體現了俄國自由主義中的妥協傳統。在12 月武裝起義失敗後，革命轉入低潮，杜馬成為反對專制主義鬥爭的新舞台，自由主義在其中起了領導作用。但俄國自由主義由於其固有的弱點是不可能在沒有群眾運動的情況下戰勝專制主義的，因此，當1906年夏天農民運動開始消退時，革命的結局也就註定了。但是，沙皇政權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進行改革。經修訂後頒布的《國家杜馬章程》和《國務會議章程》使原來由沙皇壟斷的立法權由國家杜馬、國務會議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組後的大臣會議成為俄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羅斯國家根本法參考了德國、奧地利、日本和英國等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體現了資產階級法制原則，限制了皇權，比較明確地劃分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確認了基本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權利。這些變動反映了陳舊的專制制度與年輕的社會力量之間的均勢：政府被迫以資本主義精神改革國家制度，而自由主義未能完全達到把政權交給代表機關的目標。
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俄國在西方化道路上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對抗的形式。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在1905—1906年的匯合形成了對專制主義的強大衝擊，使革命具有波瀾壯闊的外貌，但這兩種力量的根本差異使他們不能持久地結合在一起。自由主義是由俄國西方化過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質上是一種與專制主義對立的力量，但它軟弱、容易動搖並在原則上拒絕採用暴力。與俄國農民聯繫在—起的民主主義則基本上產生於俄國東方式的社會生活基礎，它以激烈的方式爭取擺脫經濟枷鎖，但在總體上局限於經濟目標。農民運動雖然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平均分配等激進的經濟要求，但與實行立憲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幾乎是無緣的。農民在反抗壓迫的鬥爭中所捍衛的是陳舊的宗法制關係，因而實際上維護了現存國家制度的基礎。而革命期間的工人運動也還未能擺脫經濟主義的影響；唯一徹底革命的只有布爾什維克，但它當時甚至還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黨。可見，第一次俄國革命之所以未能進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國的資本主義化還遠未達到能夠改造全部俄國生活的程度。
妥協：《路標》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變結束了第一次革命，開始了貴族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時期。
革命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瀰漫著悲觀、失望以至反動的情緒，與專制主義妥協以推進改革的傾向再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路標》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多數還曾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彼·司徒盧威、亞·伊茲戈耶夫、尼·別爾嘉耶夫、謝·布爾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謝·弗蘭克和米·格爾申宗。文集的中心內容是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列寧認為，文集包括了3個主題：“(1)反對俄國(和國際)民主派整個世界觀的思想基礎；(2)同近年來的解放運動宣布決裂，並對它大肆誣衊；(3)公開宣布自己對十月黨人資產階級、對舊政權、對整個舊俄國所抱的‘高級奴僕’感情(和相應的‘高級奴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