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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一些自由主義的地方自治活動家組織了一個名叫“聚談”的團體。這個組織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關係基礎上的，但不久就成為自由主義活動家聚會的形式。“聚談”沒有明確的綱領，參加這一組織的條件是忠於地方自治原則並以實際活動為這一原則服務，因此，其中既有激進的左翼自由主義者，也有希望從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義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義者。“聚談”通過編輯出版一系列有關農業、地方自治和外國憲法方面的著作，擴大了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所建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
進入20世紀後，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重新興起。沙皇政府在加緊鎮壓措施的同時，在工業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會主義”，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組織和控制工人社團，宣揚經濟主義，以引導工人運動脫離政治鬥爭而沿著於制度無害的方向發展。政府把自由主義視為比革命運動更為危險的力量，認為它將從內部瓦解專制制度，因而採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禁止它們議論政府的政策，取締了葉卡特琳娜二世時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經濟學會，流放任何敢於提起憲法的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終於發出了“準備向官僚專制制度公開挑戰的呼聲”。1901 年6月，在非法舉行的地方自治活動家代表會議上，有人高聲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們終於不得不講話了，不然就永遠不能講了。”1902 年初，出現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寫給各省地方自治活動家的公開信。這封信歷數俄國、俄國人民及俄國自治制度的艱難處境，強烈譴責官僚政權的毫無理性和肆意橫行，呼籲地方自治活動家採取堅決行動。這封公開信不僅是聲討專制主義的檄文，也是表達自由主義新綱領的宣言。信中指出：“我們的毫無作為和繼續馴服……不僅等於是一種自殺行為。而且是對祖國的一種嚴重犯罪行為”，並聲稱：“我們是俄國的公民，況且又是‘上層’人物，我們必須保衛俄國人民的權利，對於力圖鎮壓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動精神的表現、力圖把所有俄國人民變成馴服的奴隸的專制官僚必須給以應有的回擊。我們是地方自治派，我們特別有責任保衛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壓迫，保衛地方自治機關進行獨立活動、廣泛滿足各個人民階層需要的權利。我們不能再像一個犯了過失的小學生那樣緘默不言了。”公開信還就擴大地方自治機關的職權範圍、實現公民平等權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稅制和治安法律等問題提出了要求。它最後號召地方自治活動家做“勇敢而剛毅的人”，“團結一致地、公開地、斷然地提出我們的正義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讓步。
沙皇政府的高壓措施加快了自由主義的激進化。1903 年11 月，多爾戈魯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創建了“地方自治和立憲主義者同盟”，這個非法政治組織的目標是促使沙皇實行憲制。而“解放同盟”的誕生則把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衝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過程是從創辦《解放》雜誌開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個由彼特隆凱維奇、維爾納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義小組產生了到國外去辦報紙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們派人帶著“被必須爭取立憲的思想所激勵的人”捐贈的10 萬盧布到斯圖加特，請流亡在那裡的司徒盧威創辦《解放》雜誌。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雜誌。雜誌馬上成為一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運動左翼活動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雜誌在瑞士召開了一次撰稿人和資助人會議，標誌著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舉行了正式成立大會。解放同盟是自由主義激進一翼的政治組織，但沒有嚴密的機構。解放派深信，實行立憲制度是俄國唯一的出路，應該以全部力量向專制政權挑戰並使它聲譽掃地。《解放》雜誌呼籲“立憲主義者不應放棄任何可能促使獨立的機關與專制制度之間的衝突尖銳化和製造這種衝突的機會”，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製造普遍的不滿和抗議氣氛上”。由於確認了爭取立憲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則，解放同盟主張實行土地的普遍國有化，為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進行辯護；它對工人運動的興起感到高興，願意暫時放棄以資產階級法制國家的思想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對抗；它與除社會民主黨以外的各革命組織建立聯繫，對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行動保持沉默乃至為之辯解。如此激進的綱領和策略在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為自由主義的一翼，解放同盟已遠離了19 世紀自由主義的傳統，並在實際上不僅同民粹主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同社會民主主義結成了聯盟。這種傾向在自由主義運動內部逐漸成為主流。
另一些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繼續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視為最健康、最可靠的爭取立憲的道路。他們認為，地方自治機關就是未來立憲制度的基礎，可以從這裡演化出俄國人民的代表機構；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但在此過程中將培養出一批有經驗的了解國家需要的治國人才，並最終代替原先政權的代表。以這種認識為基礎，他們反對立即實行憲制。
進入20世紀後，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重新興起。沙皇政府在加緊鎮壓措施的同時，在工業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會主義”，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組織和控制工人社團，宣揚經濟主義，以引導工人運動脫離政治鬥爭而沿著於制度無害的方向發展。政府把自由主義視為比革命運動更為危險的力量，認為它將從內部瓦解專制制度，因而採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禁止它們議論政府的政策，取締了葉卡特琳娜二世時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經濟學會，流放任何敢於提起憲法的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終於發出了“準備向官僚專制制度公開挑戰的呼聲”。1901 年6月，在非法舉行的地方自治活動家代表會議上，有人高聲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們終於不得不講話了，不然就永遠不能講了。”1902 年初，出現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寫給各省地方自治活動家的公開信。這封信歷數俄國、俄國人民及俄國自治制度的艱難處境，強烈譴責官僚政權的毫無理性和肆意橫行，呼籲地方自治活動家採取堅決行動。這封公開信不僅是聲討專制主義的檄文，也是表達自由主義新綱領的宣言。信中指出：“我們的毫無作為和繼續馴服……不僅等於是一種自殺行為。而且是對祖國的一種嚴重犯罪行為”，並聲稱：“我們是俄國的公民，況且又是‘上層’人物，我們必須保衛俄國人民的權利，對於力圖鎮壓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動精神的表現、力圖把所有俄國人民變成馴服的奴隸的專制官僚必須給以應有的回擊。我們是地方自治派，我們特別有責任保衛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壓迫，保衛地方自治機關進行獨立活動、廣泛滿足各個人民階層需要的權利。我們不能再像一個犯了過失的小學生那樣緘默不言了。”公開信還就擴大地方自治機關的職權範圍、實現公民平等權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稅制和治安法律等問題提出了要求。它最後號召地方自治活動家做“勇敢而剛毅的人”，“團結一致地、公開地、斷然地提出我們的正義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讓步。
沙皇政府的高壓措施加快了自由主義的激進化。1903 年11 月，多爾戈魯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創建了“地方自治和立憲主義者同盟”，這個非法政治組織的目標是促使沙皇實行憲制。而“解放同盟”的誕生則把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衝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過程是從創辦《解放》雜誌開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個由彼特隆凱維奇、維爾納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義小組產生了到國外去辦報紙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們派人帶著“被必須爭取立憲的思想所激勵的人”捐贈的10 萬盧布到斯圖加特，請流亡在那裡的司徒盧威創辦《解放》雜誌。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雜誌。雜誌馬上成為一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運動左翼活動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雜誌在瑞士召開了一次撰稿人和資助人會議，標誌著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舉行了正式成立大會。解放同盟是自由主義激進一翼的政治組織，但沒有嚴密的機構。解放派深信，實行立憲制度是俄國唯一的出路，應該以全部力量向專制政權挑戰並使它聲譽掃地。《解放》雜誌呼籲“立憲主義者不應放棄任何可能促使獨立的機關與專制制度之間的衝突尖銳化和製造這種衝突的機會”，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製造普遍的不滿和抗議氣氛上”。由於確認了爭取立憲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則，解放同盟主張實行土地的普遍國有化，為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進行辯護；它對工人運動的興起感到高興，願意暫時放棄以資產階級法制國家的思想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對抗；它與除社會民主黨以外的各革命組織建立聯繫，對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行動保持沉默乃至為之辯解。如此激進的綱領和策略在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為自由主義的一翼，解放同盟已遠離了19 世紀自由主義的傳統，並在實際上不僅同民粹主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同社會民主主義結成了聯盟。這種傾向在自由主義運動內部逐漸成為主流。
另一些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繼續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視為最健康、最可靠的爭取立憲的道路。他們認為，地方自治機關就是未來立憲制度的基礎，可以從這裡演化出俄國人民的代表機構；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但在此過程中將培養出一批有經驗的了解國家需要的治國人才，並最終代替原先政權的代表。以這種認識為基礎，他們反對立即實行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