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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荒謬的是，說什麼李克農來洛川表示紅軍準備取消名稱，接受蔣介石領導。從前引毛澤東給中共談判代表的指示和毛給楊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東北軍之後，中共中央估計張學良主動求和是為了保存實力，因此，毛澤東要求李克農乘勢去談“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勸其及早改圖反蔣抗日”。如果說李克農未必能夠堅持以“抗日討蔣”為談判前提，但至少也不會擅作主張，反過來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收編紅軍吧？
張學良的《懺悔錄》寫於那個不自由的時代，難免有諸多難言和諱言之處，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筆，其中有不合事實的地方自然可以想像。
那麼，李克農與張學良究竟談了些什麼呢？
20日晚，李克農給中共中央發去一封電報，具體說明了談判的情況。電報稱：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據張學良說，國民黨內同情於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願為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為此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及自身環境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經濟通商。
當然，在與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談話過程中，李克農明顯地感覺到張學良較“滑頭”，而王以哲較“誠懇”。因為，中共中央再三強調要拉東北軍加入“抗日反蔣”，談判過程中毛澤東還有電報給彭德懷，要彭告訴李克農，談判關鍵在“抗日反蔣”，只要張學良同意“抗日反蔣”，其他一切問題都好商量。因此，李克農幾度提“抗日反蔣”的問題，但只有王以哲對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談話語之間流露出對蔣介石相當不滿，張學良在這一點上卻表示異議。他一方面贊同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大談國民黨中許多人都同意停止內戰和組織國防政府，以便儘快對日開戰，甚至閻錫山也與他談論過同樣的想法，他願意為此出面活動，並表示，如果活動成功，兩周之內他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合作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張學良這時明確表示對蔣介石還有好感，不贊成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希望紅軍能夠北出寧夏，到綏遠背靠外蒙發動抗日。
6、彭德懷懷疑“張企圖以抗日而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
21日，李克農返回紅軍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向彭德懷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情況。從毛澤東幾度強調爭取張學良參加“抗日反蔣”的情況，可以看出，毛對與張學良的談判，是寄予了較高的期望的。李克農的談判所得，與毛澤東的期望顯然有相當大的距離。難怪彭德懷在聽了李克農的匯報後並不滿意。他當晚即打電報給毛澤東說，張學良找紅軍談判，看來仍舊是軍閥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種表現。張多半只是在紅軍的威脅下，在蔣介石一時抽不出很大的力量來援助他的情況下，“企圖以抗日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這種現象，“仍是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反映”。特別是張學良在會談中提出，紅軍應當北出寧夏到綏遠去背靠外蒙，發動抗日，這在彭德懷看來，分明是“企圖我軍脫離陝北入寧綏依外蒙求得甘陝地盤完整，導火日蘇戰爭”。這說明，“英美日在中國矛盾更加尖銳，蔣、張以英美為背景，聯合反動各派，以新的欺騙緩和革命”。
張學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將軍”的形象，以及與蔣介石的關係，都使這時實際負責對東北軍統戰工作的彭德懷一時對他很難相信。但對王以哲就不同了。聽了李克農的介紹，又看了李帶來的王以哲給彭德懷的表示誠意的手書，彭德懷相信“王對抗日態度誠懇”，只是較“軟弱”一些，因此開始積極地對王開展統戰工作。
在李克農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懷就致電王以哲，說明日本進攻甚急，為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不僅“請我兄從各方面鼎力干旋，以期迅速實現”“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的目標，而且“為求得各種問題更進一步了解，深望與兄在延安一晤”。彭德懷顯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尊命行事而已，沒有張學良的批准，他是絕不會與中共直接發生關係的。因此，王以哲收到彭德懷電報後，立即轉發西安張學良，同時電告彭德懷，來電已轉張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聞。事實上，張學良是不會允許自己的部下在這種事上越俎代庖的，張學良既然已經決定外出活動，與彭德懷見面的事當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懷不明就裡，還是一再致電王以哲，希望早日見面。他在26日的電報里強調說，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準備，對於抗日軍餉、彈藥及技術兵種的籌備，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據地的確立，國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等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及兄等早日見面。否則，日本帝國主義將阻礙或破壞吾人抗日之實現。
彭德懷這時所以堅持邀王以哲會面，與對王的好感不無關係。從內部情報得知，洛川會談後，王以哲抗日情緒明顯高漲。據報，王以哲曾召集軍官訓話，宣稱打紅軍戰鬥快要結束，三個月後東北軍就要去打日本了，因為日本準備大舉進攻，我們已無路再退。注意到這種情況，彭德懷自然相信王以哲確實可以多做爭取工作。但是，正如王以哲復電所稱：來電已轉張先生，所商大計均須待張學良先生決定，但張先生尚無回電，殆已離省。如此奔走去矣，預計數日內當有回電及確切決定，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單獨先與兄晤。
張學良的《懺悔錄》寫於那個不自由的時代，難免有諸多難言和諱言之處，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筆，其中有不合事實的地方自然可以想像。
那麼，李克農與張學良究竟談了些什麼呢？
20日晚，李克農給中共中央發去一封電報，具體說明了談判的情況。電報稱：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據張學良說，國民黨內同情於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願為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為此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及自身環境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經濟通商。
當然，在與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談話過程中，李克農明顯地感覺到張學良較“滑頭”，而王以哲較“誠懇”。因為，中共中央再三強調要拉東北軍加入“抗日反蔣”，談判過程中毛澤東還有電報給彭德懷，要彭告訴李克農，談判關鍵在“抗日反蔣”，只要張學良同意“抗日反蔣”，其他一切問題都好商量。因此，李克農幾度提“抗日反蔣”的問題，但只有王以哲對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談話語之間流露出對蔣介石相當不滿，張學良在這一點上卻表示異議。他一方面贊同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大談國民黨中許多人都同意停止內戰和組織國防政府，以便儘快對日開戰，甚至閻錫山也與他談論過同樣的想法，他願意為此出面活動，並表示，如果活動成功，兩周之內他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合作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張學良這時明確表示對蔣介石還有好感，不贊成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希望紅軍能夠北出寧夏，到綏遠背靠外蒙發動抗日。
6、彭德懷懷疑“張企圖以抗日而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
21日，李克農返回紅軍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向彭德懷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情況。從毛澤東幾度強調爭取張學良參加“抗日反蔣”的情況，可以看出，毛對與張學良的談判，是寄予了較高的期望的。李克農的談判所得，與毛澤東的期望顯然有相當大的距離。難怪彭德懷在聽了李克農的匯報後並不滿意。他當晚即打電報給毛澤東說，張學良找紅軍談判，看來仍舊是軍閥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種表現。張多半只是在紅軍的威脅下，在蔣介石一時抽不出很大的力量來援助他的情況下，“企圖以抗日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這種現象，“仍是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反映”。特別是張學良在會談中提出，紅軍應當北出寧夏到綏遠去背靠外蒙，發動抗日，這在彭德懷看來，分明是“企圖我軍脫離陝北入寧綏依外蒙求得甘陝地盤完整，導火日蘇戰爭”。這說明，“英美日在中國矛盾更加尖銳，蔣、張以英美為背景，聯合反動各派，以新的欺騙緩和革命”。
張學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將軍”的形象，以及與蔣介石的關係，都使這時實際負責對東北軍統戰工作的彭德懷一時對他很難相信。但對王以哲就不同了。聽了李克農的介紹，又看了李帶來的王以哲給彭德懷的表示誠意的手書，彭德懷相信“王對抗日態度誠懇”，只是較“軟弱”一些，因此開始積極地對王開展統戰工作。
在李克農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懷就致電王以哲，說明日本進攻甚急，為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不僅“請我兄從各方面鼎力干旋，以期迅速實現”“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的目標，而且“為求得各種問題更進一步了解，深望與兄在延安一晤”。彭德懷顯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尊命行事而已，沒有張學良的批准，他是絕不會與中共直接發生關係的。因此，王以哲收到彭德懷電報後，立即轉發西安張學良，同時電告彭德懷，來電已轉張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聞。事實上，張學良是不會允許自己的部下在這種事上越俎代庖的，張學良既然已經決定外出活動，與彭德懷見面的事當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懷不明就裡，還是一再致電王以哲，希望早日見面。他在26日的電報里強調說，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準備，對於抗日軍餉、彈藥及技術兵種的籌備，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據地的確立，國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等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及兄等早日見面。否則，日本帝國主義將阻礙或破壞吾人抗日之實現。
彭德懷這時所以堅持邀王以哲會面，與對王的好感不無關係。從內部情報得知，洛川會談後，王以哲抗日情緒明顯高漲。據報，王以哲曾召集軍官訓話，宣稱打紅軍戰鬥快要結束，三個月後東北軍就要去打日本了，因為日本準備大舉進攻，我們已無路再退。注意到這種情況，彭德懷自然相信王以哲確實可以多做爭取工作。但是，正如王以哲復電所稱：來電已轉張先生，所商大計均須待張學良先生決定，但張先生尚無回電，殆已離省。如此奔走去矣，預計數日內當有回電及確切決定，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單獨先與兄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