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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在東北軍在軍事上接連失利後，急於尋找共產黨關係，這是事實。在張學良身邊，後來也確實來過一位叫劉鼎的中共聯絡員。但劉到西安的時間已經是1936年3月底了，而張學良情急之際當然不會為了上海的一個劉鼎等上3個多月的時間。實際上，還在1936年1月，張學良就已經與陝北的共產黨方面接上關係了。只不過，最初張學良仍舊以為中共中央應當還在上海，並沒有放棄到上海去找共產黨的努力。
但是，在交待張學良與陝北中共接上關係之前，還必須提到張學良所見的第一位共產黨人。這個人既不是劉鼎，也不是陝北的共產黨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國民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公函的牧師真名叫董健吾，此前為上海中共特科成員。這時因為蔣介石秘密尋找共產黨關係以便進行談判，宋慶齡特地推薦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學，在上海做牧師多年有相當影響，從蔣介石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打過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國民黨人委以重任，取得了進入陝北蘇區的通行證。
董健吾要進陝北蘇區，必須經過張學良這道關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訪了張學良，聲言“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去的”。據說，“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槍斃麼？’”
張學良就這件事回憶說：當董健吾來時，“良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真實任務，難獲通過，(彼)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良雲匪區危險，共匪素不講情面，以當年在鄂招賀龍之人被殺相告。於是彼吐露系共黨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俟其返，告良接洽經過，並同良約，邇後互通消息。”
這個王牧師後來又來過西北，他在西安帶上了正好也想進入蘇區的美國記者斯諾，一同進到了蘇區去。因此，我們得以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看到當時這件王牧師的形象。據斯諾記述說，這位王牧師是“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外表象個富裕商人”。不過，董既沒有成為陝北中共與南京國民黨之間的聯絡人，也沒有成為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搭橋人。
4、高福源幫助張學良接通共產黨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陝北蘇區的實際控制區，主要還在保安、安塞和瓦窯堡一帶，周圍稍大些的縣鎮，差不多都在國民黨軍隊的控制之下。在這些國民黨軍隊中，最具威脅的就要數沿著洛川、富縣、甘泉和延安一線直接深入到陝北蘇區中心地區的以王以哲為軍長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了。紅軍為了準備預定中的東征山西作戰，不得不首先南進，圍延安、困宜川、打甘泉，並準備適時襲取六十七軍軍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後顧之憂。
這個時候的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決定對東北軍展開統戰工作，但對身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張學良，無論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這時紅軍的各種宣傳品中，幾乎都是把張學良與蔣介石相提並論的。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使紅軍了解到，他們眼裡那個十惡不赦的“賣國賊”張學良，竟然也處在動搖之中！
當時，由於幾度與東北軍交手，發現東北軍戰鬥力較弱，紅軍將領多不把東北軍放在眼裡。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樣有完整城牆的縣城，紅軍因為裝備落後無力攻取外，一般進攻計劃制定得相當大膽。想不到，在照計劃進攻甘泉時，卻受到了頑強的抵抗。
紅軍之敢於放手進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牆殘破不堪，守軍又只有5個連，照理不能阻擋紅軍。想不到，紅軍十五軍團八十一師數度展開進攻，憑藉武器優勢，硬是把紅軍擋在了城外。眼看強攻傷亡較大，前線總指揮彭德懷下令圍而不攻，每日利用前東北軍俘虜宣傳喊話，動搖守軍軍心。這種攻心之策頗見成效，不斷有持械來歸的東北軍士兵。鑑於守軍軍心已經動搖，彭德懷乾脆調來被俘不久，已經歸順紅軍的前東北軍六十七軍一0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讓他前往甘泉進行現身說法，勸告守軍指揮官放棄甘泉，甚至實行火線起義。
高福源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賞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軍長手下任職，直至擔任六一九團團長。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時恰值“五四”運動之後，深受新思潮影響，因此思想上一向較為激進，被俘後自然很容易就對共產黨的主張感到心悅誠服，由他來進行現身說法，確實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讓彭德懷萬萬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剛剛進到甘泉勸降，就通過守軍電台得知，王以哲軍長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軍軍部一談。
高福源本來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電報後，當即出城徵求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的意見，並明確表示願意進一步見王以哲說明共產黨人的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對此雖不無疑問，但仍然表示了贊同的意見。隨後，高福源即動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時間是1936年1月8日，這個時間距離張學良得知東北軍牛元峰師被殲，趕回西安不過兩周多點兒時間。王以哲雖說是張學良信任的將領，但依照王以哲謹慎的性格和對張學良的服從，斷斷不會自作這等主張。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負中共勸降使命，卻仍然堅持要他前來洛川，清楚地顯示，張學良是幕後的主使人。
但是，在交待張學良與陝北中共接上關係之前，還必須提到張學良所見的第一位共產黨人。這個人既不是劉鼎，也不是陝北的共產黨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國民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公函的牧師真名叫董健吾，此前為上海中共特科成員。這時因為蔣介石秘密尋找共產黨關係以便進行談判，宋慶齡特地推薦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學，在上海做牧師多年有相當影響，從蔣介石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打過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國民黨人委以重任，取得了進入陝北蘇區的通行證。
董健吾要進陝北蘇區，必須經過張學良這道關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訪了張學良，聲言“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去的”。據說，“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槍斃麼？’”
張學良就這件事回憶說：當董健吾來時，“良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真實任務，難獲通過，(彼)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良雲匪區危險，共匪素不講情面，以當年在鄂招賀龍之人被殺相告。於是彼吐露系共黨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俟其返，告良接洽經過，並同良約，邇後互通消息。”
這個王牧師後來又來過西北，他在西安帶上了正好也想進入蘇區的美國記者斯諾，一同進到了蘇區去。因此，我們得以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看到當時這件王牧師的形象。據斯諾記述說，這位王牧師是“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外表象個富裕商人”。不過，董既沒有成為陝北中共與南京國民黨之間的聯絡人，也沒有成為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搭橋人。
4、高福源幫助張學良接通共產黨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陝北蘇區的實際控制區，主要還在保安、安塞和瓦窯堡一帶，周圍稍大些的縣鎮，差不多都在國民黨軍隊的控制之下。在這些國民黨軍隊中，最具威脅的就要數沿著洛川、富縣、甘泉和延安一線直接深入到陝北蘇區中心地區的以王以哲為軍長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了。紅軍為了準備預定中的東征山西作戰，不得不首先南進，圍延安、困宜川、打甘泉，並準備適時襲取六十七軍軍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後顧之憂。
這個時候的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決定對東北軍展開統戰工作，但對身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張學良，無論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這時紅軍的各種宣傳品中，幾乎都是把張學良與蔣介石相提並論的。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使紅軍了解到，他們眼裡那個十惡不赦的“賣國賊”張學良，竟然也處在動搖之中！
當時，由於幾度與東北軍交手，發現東北軍戰鬥力較弱，紅軍將領多不把東北軍放在眼裡。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樣有完整城牆的縣城，紅軍因為裝備落後無力攻取外，一般進攻計劃制定得相當大膽。想不到，在照計劃進攻甘泉時，卻受到了頑強的抵抗。
紅軍之敢於放手進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牆殘破不堪，守軍又只有5個連，照理不能阻擋紅軍。想不到，紅軍十五軍團八十一師數度展開進攻，憑藉武器優勢，硬是把紅軍擋在了城外。眼看強攻傷亡較大，前線總指揮彭德懷下令圍而不攻，每日利用前東北軍俘虜宣傳喊話，動搖守軍軍心。這種攻心之策頗見成效，不斷有持械來歸的東北軍士兵。鑑於守軍軍心已經動搖，彭德懷乾脆調來被俘不久，已經歸順紅軍的前東北軍六十七軍一0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讓他前往甘泉進行現身說法，勸告守軍指揮官放棄甘泉，甚至實行火線起義。
高福源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賞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軍長手下任職，直至擔任六一九團團長。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時恰值“五四”運動之後，深受新思潮影響，因此思想上一向較為激進，被俘後自然很容易就對共產黨的主張感到心悅誠服，由他來進行現身說法，確實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讓彭德懷萬萬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剛剛進到甘泉勸降，就通過守軍電台得知，王以哲軍長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軍軍部一談。
高福源本來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電報後，當即出城徵求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的意見，並明確表示願意進一步見王以哲說明共產黨人的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對此雖不無疑問，但仍然表示了贊同的意見。隨後，高福源即動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時間是1936年1月8日，這個時間距離張學良得知東北軍牛元峰師被殲，趕回西安不過兩周多點兒時間。王以哲雖說是張學良信任的將領，但依照王以哲謹慎的性格和對張學良的服從，斷斷不會自作這等主張。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負中共勸降使命，卻仍然堅持要他前來洛川，清楚地顯示，張學良是幕後的主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