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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短時間的準備，由陳果夫和陳立夫領頭，以CC派骨幹為基礎，成立了兩個小團體，一個是"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是"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簡稱"同志會"）。這兩個組織的章程從文字上雖不盡一致，但實質上沒有多大區別，關於這一點從它們的政治綱領便可以看出來。兩個組織的政治綱領雖然在一些文字上有所區別，但都跑不出以下幾條：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唯一領袖；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等等。而且名為兩個組織，實則是一套人馬，因此，組織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團"取消，只剩下"同志會"一個組織。
這兩個組織都擁戴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長，幹事長為陳果夫，副幹事長為陳立夫，常務幹事則為余井塘、張厲生、葉秀峰、徐恩曾、張道藩。領導機構實則有上述七人組成。但這組織諱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們不僅對外虛偽地多次申明無此組織，且對未加入此組織的CC分子也加以否認。青白團、同志會在秘密中發展，極其嚴格。入團手續多在南京陳氏兄弟螺絲轉彎居所辦理。在這個居所里，梁間蛛網縱橫，台上燭光慘澹，桌前壁上掛著一幅罩有灰塵的中山先生遺像。陳立夫、張厲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此陰暗氣氛中叫入團者面向孫中山先生遺像和蔣介石像舉起右手宣誓：永久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實行三民主義，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完成了中世紀封建神秘的儀式後，監誓人向入團者致威脅訓詞："違犯紀律要遭到嚴酷的處分，甚或處死；領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為紀律所不容。"
應該說，陳果夫、陳立夫沒有考慮其他別的，他們把蔣介石擺在了神的位置上。蔣介石就是他們的信念，他們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蔣介石的身上。陳果夫、陳立夫認為，事到如今，已別無選擇。也許正因如此，陳果夫與陳立夫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十分嚴格，對"青白團"和"同志會"管束很緊。他們強調該組織嚴密的紀律性，加入組織的成員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這兩個組織只有縱的組織關係而無橫的聯絡。所謂"我們自己人"只限於入團者那個地方內，別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問，問了就是違犯紀律的行為，倘越戒律半步，將受到嚴厲制裁。而且，所有加入組織的成員都有維護組織，發展新成員的義務，有破壞共產黨組織、監視共產黨活動的職責，還有監視其他黨派甚至國民黨員言行，並向上密報的責任，必要時還得接受組織分派的特殊任務。
第九部分 19.打是親罵是愛（3）
有了這些章程，"青白團"和"同志會"很快發展起來了，雖然人數開始並不多，但有相當的質量。因為，這些大都是"CC"骨幹分子，而且都身居要職，分布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各個部門。陳果夫、陳立夫為了將其組織發展到全國，先後派出一些骨幹分子，滲透到各方面，進行或明或暗的破壞活動。如派張道藩到浙江，派吳醒亞到上海，派葉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蘇，派陳肇英到福建等。這些人到各地後，也按中央的一套嚴密系統，秘密建立起地方分會和外圍組織。如，張厲生到華北後，秘密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聯絡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國民黨骨幹分子，於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誠社"。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達100多人，其綱領強調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誠"字上下工夫，擁戴蔣介石為領袖，"服從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獨裁政治、經濟、文化，提倡中國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誠社"總書記為張厲生，副總書記為胡夢華，總幹事為李白虹，副總幹事為張光濤、趙在田、史國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該組織十分重視，並撥出專門款項，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誠社辦有《存誠月刊》、《誠報》旬刊，進行輿論宣傳。
吳醒亞到上海後，糾集了一些CC重要成員，於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綱領與章程和"青白團"、"同志會"大同小異，而且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它的組織形式、領導建制、政治綱領完全以德國法西斯黨為藍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他們公開提出"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堅決奉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最高信條"、"誓死保衛、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撲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匪徒"等反動的口號。干社的社長為吳醒亞、副社長為潘公展。陳果夫、陳立夫對上海乾社十分重視，專派他們的嫡堂弟陳寶驊任該社事務組主任。干社還創辦了《社會主義月刊》，大肆宣揚法西斯主義。干社成立後，積極參與逮捕、綁架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在搶占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襲擊搗毀經理銷售左聯出版的書刊雜誌和魯迅著作的書局分店，搶占上海青年中學和民光中學等罪惡活動中，干社充當了主要角色。
陳立夫在極力擴大組織的同時，極力強調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馬列主義，肅清馬列思想。當時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和陳果夫等，到處發表講演，宣傳法西斯主義。陳立夫在北大、清華講演中還說，他一年之內要在京滬漢等大城市對10萬學生發表講話。除此之外，他還網羅一些反動文人幫他寫了反對唯物論、否定階級鬥爭學說的《唯生論》；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發起所謂建設運動，要一些反動文人辦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報刊；還和葉楚傖一起主編吹噓蔣介石為法西斯領袖人物的《墨索里尼傳》；發動王新命、何炳松、黃文山、陶希聖等CC系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等等。
這兩個組織都擁戴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長，幹事長為陳果夫，副幹事長為陳立夫，常務幹事則為余井塘、張厲生、葉秀峰、徐恩曾、張道藩。領導機構實則有上述七人組成。但這組織諱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們不僅對外虛偽地多次申明無此組織，且對未加入此組織的CC分子也加以否認。青白團、同志會在秘密中發展，極其嚴格。入團手續多在南京陳氏兄弟螺絲轉彎居所辦理。在這個居所里，梁間蛛網縱橫，台上燭光慘澹，桌前壁上掛著一幅罩有灰塵的中山先生遺像。陳立夫、張厲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此陰暗氣氛中叫入團者面向孫中山先生遺像和蔣介石像舉起右手宣誓：永久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實行三民主義，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完成了中世紀封建神秘的儀式後，監誓人向入團者致威脅訓詞："違犯紀律要遭到嚴酷的處分，甚或處死；領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為紀律所不容。"
應該說，陳果夫、陳立夫沒有考慮其他別的，他們把蔣介石擺在了神的位置上。蔣介石就是他們的信念，他們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蔣介石的身上。陳果夫、陳立夫認為，事到如今，已別無選擇。也許正因如此，陳果夫與陳立夫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十分嚴格，對"青白團"和"同志會"管束很緊。他們強調該組織嚴密的紀律性，加入組織的成員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這兩個組織只有縱的組織關係而無橫的聯絡。所謂"我們自己人"只限於入團者那個地方內，別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問，問了就是違犯紀律的行為，倘越戒律半步，將受到嚴厲制裁。而且，所有加入組織的成員都有維護組織，發展新成員的義務，有破壞共產黨組織、監視共產黨活動的職責，還有監視其他黨派甚至國民黨員言行，並向上密報的責任，必要時還得接受組織分派的特殊任務。
第九部分 19.打是親罵是愛（3）
有了這些章程，"青白團"和"同志會"很快發展起來了，雖然人數開始並不多，但有相當的質量。因為，這些大都是"CC"骨幹分子，而且都身居要職，分布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各個部門。陳果夫、陳立夫為了將其組織發展到全國，先後派出一些骨幹分子，滲透到各方面，進行或明或暗的破壞活動。如派張道藩到浙江，派吳醒亞到上海，派葉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蘇，派陳肇英到福建等。這些人到各地後，也按中央的一套嚴密系統，秘密建立起地方分會和外圍組織。如，張厲生到華北後，秘密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聯絡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國民黨骨幹分子，於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誠社"。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達100多人，其綱領強調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誠"字上下工夫，擁戴蔣介石為領袖，"服從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獨裁政治、經濟、文化，提倡中國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誠社"總書記為張厲生，副總書記為胡夢華，總幹事為李白虹，副總幹事為張光濤、趙在田、史國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該組織十分重視，並撥出專門款項，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誠社辦有《存誠月刊》、《誠報》旬刊，進行輿論宣傳。
吳醒亞到上海後，糾集了一些CC重要成員，於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綱領與章程和"青白團"、"同志會"大同小異，而且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它的組織形式、領導建制、政治綱領完全以德國法西斯黨為藍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他們公開提出"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堅決奉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最高信條"、"誓死保衛、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撲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匪徒"等反動的口號。干社的社長為吳醒亞、副社長為潘公展。陳果夫、陳立夫對上海乾社十分重視，專派他們的嫡堂弟陳寶驊任該社事務組主任。干社還創辦了《社會主義月刊》，大肆宣揚法西斯主義。干社成立後，積極參與逮捕、綁架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在搶占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襲擊搗毀經理銷售左聯出版的書刊雜誌和魯迅著作的書局分店，搶占上海青年中學和民光中學等罪惡活動中，干社充當了主要角色。
陳立夫在極力擴大組織的同時，極力強調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馬列主義，肅清馬列思想。當時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和陳果夫等，到處發表講演，宣傳法西斯主義。陳立夫在北大、清華講演中還說，他一年之內要在京滬漢等大城市對10萬學生發表講話。除此之外，他還網羅一些反動文人幫他寫了反對唯物論、否定階級鬥爭學說的《唯生論》；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發起所謂建設運動，要一些反動文人辦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報刊；還和葉楚傖一起主編吹噓蔣介石為法西斯領袖人物的《墨索里尼傳》；發動王新命、何炳松、黃文山、陶希聖等CC系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