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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後來多次坦率地承認，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對他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這就是西哈努克後來無論同中國存在或發生多大分歧，都把中國看成他最忠實的朋友的根本原因。
西哈努克同毛澤東之間不是沒有分歧，在對待紅色高棉上就看法不同。毛澤東極力主張他與紅色高棉聯合。當然，在西哈努克看來，這在戰略上是沒有疑義的。實際上，他也這樣做了。毛澤東擔心西哈努克變卦，因而再三對他勸說。直到西哈努克決定返回解放後的柬埔寨之前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還最後一次向西哈努克表示這個願望。這時，毛澤東行動已相當困難，口齒已無法表達清楚意思，只能靠工作人員根據手勢、口形和表情來辨別毛澤東要說的內容。西哈努克回憶說：“毛用雙手做了一個使人感動的動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個指頭扳過來，形象地表達他想說又因口齒不便而說不清的意思：紅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個理由不團結，有四個理由團結。他堅持讓我不要拋棄他的紅色高棉同志們，讓我在高棉人民與國際社會面前支持他們的新政權。”
西哈努克沒有拒絕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但他深知，這位年邁的中國領袖“不可能知道波爾布特的追隨者不久會超過他妻子與‘四人幫’犯下的殘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們全家和我就被軟禁起來，同外界隔絕”。
儘管如此，西哈努克對毛澤東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言。他永遠不會忘記是毛澤東保護了他，至少保證了他沒有丟掉性命。這就是本書在前面的章節中所描述過的：在西哈努克夫婦1975年9月回國臨行前，毛澤與當著親王的面對喬森潘說，不能讓親王到農村勞動，要確保親王的安全。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是西哈努克從他的短波收音機里聽到的，但他未被允許向他的保護人發去唁電，甚至寫一封私人信件也被禁止了。這使他內疚萬分，感到日後無言以對中國人。當然，他當時根本已沒有重返中國的奢望了。
然而歷史還是成全了這位不幸的親王。1978年12月，金邊陷落之前，他被解除了軟禁。來到北京之後，他真的感到羞愧之極，他無法向中國人說明他的無可奈何的“忘恩負義”給他的良心帶來了多大的創傷。這種心靈上的痛苦，終於使他在長達6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上放聲痛哭起來。
在西哈努克看來，毛澤東在柬埔寨問題上甚至對西哈努克本人都有失當之處。但他認為毛澤東始終是誠懇的，出於好意。勸西哈努克當一個共產黨人就是一例。
1970年5月間，毛澤東和西哈努克進行了一次十分認真的談話。席間，毛澤東指著西哈努克說：“你有資格當共產黨。”
“主席先生，說真的，我不行啊。”親王回答。
“你很聰明，”毛澤東大笑，“你又很用功。你可以開始學習嘛！”
“我懶得去啃馬克思、列寧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親王回答。
“我們現在有這些著作的簡寫本，有選集。為了掌握他們的思想實質，你完全用不著把馬克思和列寧的全部著作都讀完嘛！”
“主席先生，我寧願讀毛澤東的著作。”西哈努克說，“我僅僅讀過你的小紅寶書。我贊成你們的思想，但我不懂共產主義，我不會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人。”
毛澤東似乎仍不死心。最後，西哈努克乾脆交底：“主席先生，我肯定不行——我已經這麼大，無法改變哲學了。我是個真正的佛教徒。請原諒我。”
西哈努克估計，毛澤東對他完全失望了。不過，最後毛澤東還是說：“不要緊——我還是喜歡你。”
對於毛澤東再三勸說他學習馬列，西哈努克並未感到這是對他進行赤化或洗腦，更未感到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情不自禁地想對他所喜歡的一切人產生影響，這差不多是一種本能。當然這種影響決不帶有任何壓力和威脅。再者，這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是把西哈努克當成了一個好學上進的學生了，滿以為他會在馬列主義方面有所長進。
西哈努克時常不自覺地將周思來同毛澤東相對照。無疑二者都是他最忠實的朋友。他非常崇敬周恩來。他說，“周恩來在熟練地處理中國事務時很少有政治性的失誤，而毛熱衷於突然冒進……”當然，這是他的看法。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西哈努克終於有幸看到了中國人自己糾正了他的錯誤。關於毛澤東，西哈努克從中國的事變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想毛是不想傷害人民的，但當時可能已經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識。群眾把他當作一種共產主義的象徵，一貫正確。但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沒見過一個人一貫正確——或者非他不可。”
能夠被西哈努克當作師長的另一位領袖，就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他是印度的開國元勛。他出身政治家世家，其父是印度國大黨最早的領導人之一。他受過良好而正規的英國教育。
西哈努克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金邊。1955年尼赫魯帶著他未來的接班人、他的愛女英迪拉·甘地對柬埔寨第一次訪問。第二年他們又在萬隆的亞非會議上相會。以後，直到尼赫魯1964年去世，他們多次見面和會談，最後成了親密的朋友。
西哈努克同毛澤東之間不是沒有分歧，在對待紅色高棉上就看法不同。毛澤東極力主張他與紅色高棉聯合。當然，在西哈努克看來，這在戰略上是沒有疑義的。實際上，他也這樣做了。毛澤東擔心西哈努克變卦，因而再三對他勸說。直到西哈努克決定返回解放後的柬埔寨之前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還最後一次向西哈努克表示這個願望。這時，毛澤東行動已相當困難，口齒已無法表達清楚意思，只能靠工作人員根據手勢、口形和表情來辨別毛澤東要說的內容。西哈努克回憶說：“毛用雙手做了一個使人感動的動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個指頭扳過來，形象地表達他想說又因口齒不便而說不清的意思：紅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個理由不團結，有四個理由團結。他堅持讓我不要拋棄他的紅色高棉同志們，讓我在高棉人民與國際社會面前支持他們的新政權。”
西哈努克沒有拒絕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但他深知，這位年邁的中國領袖“不可能知道波爾布特的追隨者不久會超過他妻子與‘四人幫’犯下的殘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們全家和我就被軟禁起來，同外界隔絕”。
儘管如此，西哈努克對毛澤東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言。他永遠不會忘記是毛澤東保護了他，至少保證了他沒有丟掉性命。這就是本書在前面的章節中所描述過的：在西哈努克夫婦1975年9月回國臨行前，毛澤與當著親王的面對喬森潘說，不能讓親王到農村勞動，要確保親王的安全。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是西哈努克從他的短波收音機里聽到的，但他未被允許向他的保護人發去唁電，甚至寫一封私人信件也被禁止了。這使他內疚萬分，感到日後無言以對中國人。當然，他當時根本已沒有重返中國的奢望了。
然而歷史還是成全了這位不幸的親王。1978年12月，金邊陷落之前，他被解除了軟禁。來到北京之後，他真的感到羞愧之極，他無法向中國人說明他的無可奈何的“忘恩負義”給他的良心帶來了多大的創傷。這種心靈上的痛苦，終於使他在長達6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上放聲痛哭起來。
在西哈努克看來，毛澤東在柬埔寨問題上甚至對西哈努克本人都有失當之處。但他認為毛澤東始終是誠懇的，出於好意。勸西哈努克當一個共產黨人就是一例。
1970年5月間，毛澤東和西哈努克進行了一次十分認真的談話。席間，毛澤東指著西哈努克說：“你有資格當共產黨。”
“主席先生，說真的，我不行啊。”親王回答。
“你很聰明，”毛澤東大笑，“你又很用功。你可以開始學習嘛！”
“我懶得去啃馬克思、列寧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親王回答。
“我們現在有這些著作的簡寫本，有選集。為了掌握他們的思想實質，你完全用不著把馬克思和列寧的全部著作都讀完嘛！”
“主席先生，我寧願讀毛澤東的著作。”西哈努克說，“我僅僅讀過你的小紅寶書。我贊成你們的思想，但我不懂共產主義，我不會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人。”
毛澤東似乎仍不死心。最後，西哈努克乾脆交底：“主席先生，我肯定不行——我已經這麼大，無法改變哲學了。我是個真正的佛教徒。請原諒我。”
西哈努克估計，毛澤東對他完全失望了。不過，最後毛澤東還是說：“不要緊——我還是喜歡你。”
對於毛澤東再三勸說他學習馬列，西哈努克並未感到這是對他進行赤化或洗腦，更未感到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情不自禁地想對他所喜歡的一切人產生影響，這差不多是一種本能。當然這種影響決不帶有任何壓力和威脅。再者，這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是把西哈努克當成了一個好學上進的學生了，滿以為他會在馬列主義方面有所長進。
西哈努克時常不自覺地將周思來同毛澤東相對照。無疑二者都是他最忠實的朋友。他非常崇敬周恩來。他說，“周恩來在熟練地處理中國事務時很少有政治性的失誤，而毛熱衷於突然冒進……”當然，這是他的看法。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西哈努克終於有幸看到了中國人自己糾正了他的錯誤。關於毛澤東，西哈努克從中國的事變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想毛是不想傷害人民的，但當時可能已經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識。群眾把他當作一種共產主義的象徵，一貫正確。但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沒見過一個人一貫正確——或者非他不可。”
能夠被西哈努克當作師長的另一位領袖，就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他是印度的開國元勛。他出身政治家世家，其父是印度國大黨最早的領導人之一。他受過良好而正規的英國教育。
西哈努克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金邊。1955年尼赫魯帶著他未來的接班人、他的愛女英迪拉·甘地對柬埔寨第一次訪問。第二年他們又在萬隆的亞非會議上相會。以後，直到尼赫魯1964年去世，他們多次見面和會談，最後成了親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