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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會議最後結束的時候，在萬隆的夜空中，最亮的明星不是蘇加諾，也不是尼赫魯，更不是納賽爾，而是周恩來。
西哈努克有幸在萬隆第一次領略了周恩來的足智多謀、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為攻、出奇制勝的外交風采。西哈努克對萬隆的四顆明星做出了結論：“周恩來較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頗具號召力與誘惑性的言辭、語調激勵群眾。他有一種獨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這次會議上對周產生的欽佩和敬仰，使他們之間建立了超乎尋常的友誼，直到周恩來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同周恩來接觸的過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觸至深。他深知周才華橫溢、智慧過人，“他從不自詡高明，但由於他自願承擔的完全大公無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國”。
周同他周圍的工作人員的那種融洽、和諧的平等關係，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觸。西哈努克說，周與他的工作人員、翻譯的關係，是一種“難以置信地不拘禮節，其民主程度我是從未在任何其他國家領導人與隨員的關係中見過。就像親密的父親同兒子的關係。我常常見他的工作人員隨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關於周的品格，西哈努克驚嘆道：“他是一個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點瑕疵。”
西哈努克親身體驗和感受了中國那場大浩劫。他深知周恩來在這場災難中的不幸和困難處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鬥爭精神和機智靈活的政治藝術，挽救著他的國家。西哈努克斷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中國不是有幸出了個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將宣告中國作為世界大國與文明古國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沒有我們的周恩來。”
周恩來始終不渝地對西哈努克的鬥爭給予熱心的細緻的支持，這使他終生難忘。這也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根基之一。西哈努克被廢黜後，在北京機場一見面，周就成了他的忠誠的支持者。當然這是整個中國政府的支持。
西哈努克不無感慨地寫道：“雖然我不斷遭到金邊與西方的攻擊、侮辱，周始終如一，表里如一地尊我為柬埔寨的國家元首。他始終到機場與車站迎送，到我住處探望，請我去他家吃飯。經他關照，中國為我的流亡政府及其辦事機構提供了一整套精美的設施。我們住在離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很近的北京中心地帶的寬敞、豪華的建築里。這裡戰前是法國公使館。給我配備了許多服務人員，一批高級廚師，很大的秘書班子，還有王宮的後勤服務如辦公人員、花匠、車隊、運動場，甚至還有小電影院。”西哈努克的一切出訪和旅行，都由周安排專列、豪華總統轎車、專機，另外還有一架裝載外交禮品的飛機供他使用。
周恩來為西哈努克所做的這一切太多了，以致使西哈努克有點不解，“是什麼使周這樣一個赤誠的共產黨人這麼熱情對待我這個實際是很資產階級化的親王？”一次，他居然向周提出了這個問題。周的回答是：你確實是十足的王族，但你真誠地愛你的人民，人民也愛你。你是唯一值得愛戴、尊敬的柬埔寨領導人，“你屬於人民”。
周恩來支持他，但絕不想征服他、赤化他和強加於他。周從未同西哈努克討論過意識形態問題，相反還鼓勵他當他的君主，“你們不一定要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你必須繼續當君王，因為柬埔寨是柬埔寨，我知道你們人民的感情——你必須當君主”。
周恩來直到病重住院時，仍在關心柬埔寨的前途。當西哈努克1975年返回柬埔寨前，最後到醫院向周告別時，周恩來講了前面提過的那段語重心長的話。具有遠見卓識的周似乎已經預見到在柬埔寨將會有一場災難。
周恩來去世後，被軟禁的西哈努克打算去北京以表達他最後的敬意的要求被拒絕了。
1979年1月，當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時，莫尼克最先操辦的幾件事之一，就是在她的書櫥里做了一個神龕。神龕里裝滿了用各種文字懷念周恩來的許多書籍。莫尼克每天在周的遺像前供一束鮮花，上一炷香。周恩來是莫尼克唯一的偶像，當然也是西哈努克心中的聖人。
“他不完全像個掌握大權者，……在非正式場合，人們容易把他錯當成一個熱心的村長。”在毛澤東過世多少年之後，西哈努克這樣形容他。
西哈努克已經記不起來他同毛會見過多少次了。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來在萬隆成為朋友後的第二年。他對那次會面依然記憶猶新。周陪同他乘車來到中南海。當他們的車子開進毛澤東住的小院時，毛澤東已經站在那裡等候了。毛澤東親自走出房間上前迎接，使這位年輕的親王非常感動。會談結束後，毛澤東又送他到車旁，直到目送車子走遠，才返回住所。此後每次見面，都是這樣，毛澤東都要親自迎送。只有在1975年9月西哈努克返回解放後的柬埔寨，最後一次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沒有那樣做，因為他年高體弱，行動非常不便了。
在西哈努克的筆下，毛澤東身材高大魁梧，笑容不似老於世故，倒也率直開朗。“他聰明、敏銳的眼睛上面是寬闊的前額，臉部表情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拉你參加無害的貓捉老鼠遊戲——此時不幸的老鼠除去我就沒旁人。”
西哈努克有幸在萬隆第一次領略了周恩來的足智多謀、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為攻、出奇制勝的外交風采。西哈努克對萬隆的四顆明星做出了結論：“周恩來較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頗具號召力與誘惑性的言辭、語調激勵群眾。他有一種獨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這次會議上對周產生的欽佩和敬仰，使他們之間建立了超乎尋常的友誼，直到周恩來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同周恩來接觸的過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觸至深。他深知周才華橫溢、智慧過人，“他從不自詡高明，但由於他自願承擔的完全大公無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國”。
周同他周圍的工作人員的那種融洽、和諧的平等關係，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觸。西哈努克說，周與他的工作人員、翻譯的關係，是一種“難以置信地不拘禮節，其民主程度我是從未在任何其他國家領導人與隨員的關係中見過。就像親密的父親同兒子的關係。我常常見他的工作人員隨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關於周的品格，西哈努克驚嘆道：“他是一個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點瑕疵。”
西哈努克親身體驗和感受了中國那場大浩劫。他深知周恩來在這場災難中的不幸和困難處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鬥爭精神和機智靈活的政治藝術，挽救著他的國家。西哈努克斷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中國不是有幸出了個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將宣告中國作為世界大國與文明古國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沒有我們的周恩來。”
周恩來始終不渝地對西哈努克的鬥爭給予熱心的細緻的支持，這使他終生難忘。這也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根基之一。西哈努克被廢黜後，在北京機場一見面，周就成了他的忠誠的支持者。當然這是整個中國政府的支持。
西哈努克不無感慨地寫道：“雖然我不斷遭到金邊與西方的攻擊、侮辱，周始終如一，表里如一地尊我為柬埔寨的國家元首。他始終到機場與車站迎送，到我住處探望，請我去他家吃飯。經他關照，中國為我的流亡政府及其辦事機構提供了一整套精美的設施。我們住在離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很近的北京中心地帶的寬敞、豪華的建築里。這裡戰前是法國公使館。給我配備了許多服務人員，一批高級廚師，很大的秘書班子，還有王宮的後勤服務如辦公人員、花匠、車隊、運動場，甚至還有小電影院。”西哈努克的一切出訪和旅行，都由周安排專列、豪華總統轎車、專機，另外還有一架裝載外交禮品的飛機供他使用。
周恩來為西哈努克所做的這一切太多了，以致使西哈努克有點不解，“是什麼使周這樣一個赤誠的共產黨人這麼熱情對待我這個實際是很資產階級化的親王？”一次，他居然向周提出了這個問題。周的回答是：你確實是十足的王族，但你真誠地愛你的人民，人民也愛你。你是唯一值得愛戴、尊敬的柬埔寨領導人，“你屬於人民”。
周恩來支持他，但絕不想征服他、赤化他和強加於他。周從未同西哈努克討論過意識形態問題，相反還鼓勵他當他的君主，“你們不一定要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你必須繼續當君王，因為柬埔寨是柬埔寨，我知道你們人民的感情——你必須當君主”。
周恩來直到病重住院時，仍在關心柬埔寨的前途。當西哈努克1975年返回柬埔寨前，最後到醫院向周告別時，周恩來講了前面提過的那段語重心長的話。具有遠見卓識的周似乎已經預見到在柬埔寨將會有一場災難。
周恩來去世後，被軟禁的西哈努克打算去北京以表達他最後的敬意的要求被拒絕了。
1979年1月，當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時，莫尼克最先操辦的幾件事之一，就是在她的書櫥里做了一個神龕。神龕里裝滿了用各種文字懷念周恩來的許多書籍。莫尼克每天在周的遺像前供一束鮮花，上一炷香。周恩來是莫尼克唯一的偶像，當然也是西哈努克心中的聖人。
“他不完全像個掌握大權者，……在非正式場合，人們容易把他錯當成一個熱心的村長。”在毛澤東過世多少年之後，西哈努克這樣形容他。
西哈努克已經記不起來他同毛會見過多少次了。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來在萬隆成為朋友後的第二年。他對那次會面依然記憶猶新。周陪同他乘車來到中南海。當他們的車子開進毛澤東住的小院時，毛澤東已經站在那裡等候了。毛澤東親自走出房間上前迎接，使這位年輕的親王非常感動。會談結束後，毛澤東又送他到車旁，直到目送車子走遠，才返回住所。此後每次見面，都是這樣，毛澤東都要親自迎送。只有在1975年9月西哈努克返回解放後的柬埔寨，最後一次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沒有那樣做，因為他年高體弱，行動非常不便了。
在西哈努克的筆下，毛澤東身材高大魁梧，笑容不似老於世故，倒也率直開朗。“他聰明、敏銳的眼睛上面是寬闊的前額，臉部表情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拉你參加無害的貓捉老鼠遊戲——此時不幸的老鼠除去我就沒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