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應該說，我們缺乏對"文革"的徹底的思想批評。故然，權力階層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壞性的政治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但對於知識界來說，這僅僅是個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識界對"文革"進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徹的思想清算。在廢墟上很難建立堅實可靠的大廈。只有對它掘地三尺。
從歷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著——不僅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進行徹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紀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還在"文革"上。那時如果對"文革"進行剝皮抽筋般的反省與批評，必然會深入人心，積極地影響整個社會。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離開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內了。本來，徹底批評"文革"是使中國社會良性化的必不可少與至關重要的一步，但我們把這大好的歷史時機耽誤過去了。時至今日，作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復生；但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里。
惡魔一旦化為幽靈，就更難於應付。
因為"文革"仍然作祟於我們，但我們並不知它緣自"文革"。
也許這正是本書再版的意義。本書寫於1986年至1996年，即從"文革"結束十年到二十年間。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社會學著作。作者用社會學家進行社會調查的方式來寫作的。只不過作家更關注被調查者的心靈。本書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將一代中國人的心靈記憶載錄史冊，同時，也給思想理論界提供思考與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據性的人本資料。為此，很感謝時代文藝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別是這次出版，將把本書帶給21世紀新的一代讀者。
此亦作者之願望。是為記。
我為什麼寫作？
其實我能幹許多種事，幹得都不錯。幹這些事時我都輕鬆快活，如果我挑一樣干，保管能成行家裡手。所以我說，我寫作並非自願，而是出於無奈。我還想說，寫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沒動過稿紙和鋼筆時，我專業從事繪畫。可是不久"文革"覆蓋了整個中國；那時全國人在受難，我也受難。時時感到別人的淚別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時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揮筆畫畫，拿如夢的山如煙的樹如歌的溪水撫慰自己。漸漸我覺得自己熟悉的這種畫畫的方式非常無力和非常有限。現在明白了，當時我所需要的是清醒，並不是迷醉。心裡消化不了的東西必須釋放出來才得以安寧。有一次我悄悄寫一個故事，寫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壓下被迫與自己的母親斷絕關係，因而釀成悲劇而深深懺悔。這是我一個朋友的親身經歷。我由於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與良心難安之痛。尤其我也是個"狗崽子"，處境和他一樣，同病相憐，我寫他其實也是寫自己。這小說的原稿我早已燒掉，因為這種文字會給我帶來牢獄之災乃至家破人亡，但我頭一次嘗到寫作時全部身心顫動抖動衝動時的快感，感受到寫作是一種自我震撼，發現到只有寫作的方式才最適合自己的內心要求。我想，這大概就是我寫作生涯的開始。寫作不開端於一部什麼處女作，什麼成功，甚至什麼"一鳴驚人"，而開端於自己被幽閉被困擾被抑制的內心的出路。有如鑽出籠的鳥兒的無限暢快，有如奔瀉的江口的無比酣暢。
這便是我寫作的一個緣起。十年裡，我的寫作完全是在絕密的空間裡，一邊寫，一邊把寫好的東西埋藏起來；有時不放心自己，還要找出來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覺得容易被人發現。我寫作是決不想當作家的，因為那時作家們都在過著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賺一點稿費的念頭，如果將這些東西公布出去，就相當於自殺。可是就這樣，我卻感受到了寫作的真諦，和它無比神聖的意義。
寫作來自於沉重的心，寫作是心的出路。
現在，有時我也會問自己，什麼時候擱筆不再寫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靜了。它只要還有一點點不安，就非寫不可。
我前邊說，我什麼都能幹。其實不對，其實我很笨，因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傾盡我的心。
寫作的自由
在談論這個關乎文學的生命的題目之前，按照小說家的習慣，我先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絕非虛構，而是我自己。
在寫作之前，我從事繪畫。那時我讀過大量的書，但從未想過進入文學。我對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現心靈。但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願望的只能是命運。
1966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降臨中國。我的一切——從現實到理想全部被摧毀。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發生惡性的驟變。我不能再畫畫，因為那時任何個性的藝術活動，都會成為飛來橫禍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談論的題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文革"開始後，他在牛棚里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乾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動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著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云的夢話的"反動動機"。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著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fèng、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里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里。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
從歷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著——不僅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進行徹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紀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還在"文革"上。那時如果對"文革"進行剝皮抽筋般的反省與批評，必然會深入人心，積極地影響整個社會。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離開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內了。本來，徹底批評"文革"是使中國社會良性化的必不可少與至關重要的一步，但我們把這大好的歷史時機耽誤過去了。時至今日，作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復生；但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里。
惡魔一旦化為幽靈，就更難於應付。
因為"文革"仍然作祟於我們，但我們並不知它緣自"文革"。
也許這正是本書再版的意義。本書寫於1986年至1996年，即從"文革"結束十年到二十年間。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社會學著作。作者用社會學家進行社會調查的方式來寫作的。只不過作家更關注被調查者的心靈。本書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將一代中國人的心靈記憶載錄史冊，同時，也給思想理論界提供思考與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據性的人本資料。為此，很感謝時代文藝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別是這次出版，將把本書帶給21世紀新的一代讀者。
此亦作者之願望。是為記。
我為什麼寫作？
其實我能幹許多種事，幹得都不錯。幹這些事時我都輕鬆快活，如果我挑一樣干，保管能成行家裡手。所以我說，我寫作並非自願，而是出於無奈。我還想說，寫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沒動過稿紙和鋼筆時，我專業從事繪畫。可是不久"文革"覆蓋了整個中國；那時全國人在受難，我也受難。時時感到別人的淚別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時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揮筆畫畫，拿如夢的山如煙的樹如歌的溪水撫慰自己。漸漸我覺得自己熟悉的這種畫畫的方式非常無力和非常有限。現在明白了，當時我所需要的是清醒，並不是迷醉。心裡消化不了的東西必須釋放出來才得以安寧。有一次我悄悄寫一個故事，寫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壓下被迫與自己的母親斷絕關係，因而釀成悲劇而深深懺悔。這是我一個朋友的親身經歷。我由於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與良心難安之痛。尤其我也是個"狗崽子"，處境和他一樣，同病相憐，我寫他其實也是寫自己。這小說的原稿我早已燒掉，因為這種文字會給我帶來牢獄之災乃至家破人亡，但我頭一次嘗到寫作時全部身心顫動抖動衝動時的快感，感受到寫作是一種自我震撼，發現到只有寫作的方式才最適合自己的內心要求。我想，這大概就是我寫作生涯的開始。寫作不開端於一部什麼處女作，什麼成功，甚至什麼"一鳴驚人"，而開端於自己被幽閉被困擾被抑制的內心的出路。有如鑽出籠的鳥兒的無限暢快，有如奔瀉的江口的無比酣暢。
這便是我寫作的一個緣起。十年裡，我的寫作完全是在絕密的空間裡，一邊寫，一邊把寫好的東西埋藏起來；有時不放心自己，還要找出來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覺得容易被人發現。我寫作是決不想當作家的，因為那時作家們都在過著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賺一點稿費的念頭，如果將這些東西公布出去，就相當於自殺。可是就這樣，我卻感受到了寫作的真諦，和它無比神聖的意義。
寫作來自於沉重的心，寫作是心的出路。
現在，有時我也會問自己，什麼時候擱筆不再寫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靜了。它只要還有一點點不安，就非寫不可。
我前邊說，我什麼都能幹。其實不對，其實我很笨，因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傾盡我的心。
寫作的自由
在談論這個關乎文學的生命的題目之前，按照小說家的習慣，我先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絕非虛構，而是我自己。
在寫作之前，我從事繪畫。那時我讀過大量的書，但從未想過進入文學。我對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現心靈。但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願望的只能是命運。
1966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降臨中國。我的一切——從現實到理想全部被摧毀。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發生惡性的驟變。我不能再畫畫，因為那時任何個性的藝術活動，都會成為飛來橫禍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談論的題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文革"開始後，他在牛棚里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乾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動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著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云的夢話的"反動動機"。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著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fèng、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里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里。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