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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對，在戰爭之前我就有這種想法。我寫《噁心》時認識一個叫門 德爾的猶太人，後來我們常談到他。我希望猶太人像基督徒一樣有公民權， 而他讓我相信猶太人情況的特殊性，必須給猶太人特別的權利。回到我轉向 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來，這確實是我接受共產黨人提議的一個因素，雖然這個 提議使人驚訝，但它同這個黨的發展是相關聯的。他們讓一個我認識的共產 黨員比耶同我聯繫，我是在特里爾當戰俘時同他認識的。
波伏瓦：噢，對，我記得。我見過他。
薩特：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建立了一個同共產黨人有聯繫的抵抗者組 織，建議我參加。有一年的時間我沒做什麼事。我們的團體瓦解了。
波伏瓦：他們開始是對你置之不理，拒絕同你一起工作，造謠說你是密 探，最後他們又變過心來同你合作。這是怎麼發生的?
薩特：我不知道。一天我見到一個人，他和我一起當過戰俘，他說，“你 為什麼不同我們一起進行抵抗活動?你為什麼不參加我們組織的這個關心文 藝的團體?”我十分吃驚;我說我願意參加，於是我們定了一個約會，過了 幾天我就成了全國作家協會的一個成員。全國作協包括各種不同情況的人—
—有克洛德·莫爾岡，萊里斯，加繆，德比-布里代爾和其他人。 波伏瓦：你在裡面幹了些什麼事? 薩特：我參加了這個委員會。顯然發生了什麼事，一種改變?? 波伏瓦：但這兒不僅僅有共產黨人，因為你說到菜里斯。
薩特：對，萊里斯或德比-布里代爾根本不是共產黨員。但我認為共產 黨在吸收新成員方面有了改變。他們原本會要求我們更公開地表明我們的態 度。總之，在 1943 年我成了全國作家協會的成員，我同他們一起搞文字工作， 秘密出版刊物，特別是《法國信使報》，我在上面寫了一篇反對德里烏·拉 羅舍爾的文章。後來，在解放期間，我們被派定守衛法蘭西喜劇院的任務， 我們手握武器——一隻手槍——我們大家都一樣，演員和我們自己。有段時 間我還擔任了法蘭西喜劇院負責人。我在負責人辦公室呆了一夜，躺在地板 上很不舒服。第二天我拒絕了巴羅的這種優待。我說，他不該讓我幹這差事。 後來，解放的那一天，街上發生了戰鬥，在法蘭西喜劇院也打了一會。我們 搭起了一道街壘，我還記得在法蘭西喜劇院路口看到一個人押送一群被俘的 德國士兵到審計法院去。我不得不同薩拉克魯一起度過一個夜晚。我們睡在 一個房間，總之，這兒有著某種活動性。
波伏瓦：戰後你的政治態度怎樣?
薩特：戰後，戴高樂到達時，《法國信使報》出版第一期公開號，在這 一期中，我記得發表了一篇關於占領和抵抗運動的戰鬥歷程的文章。
波伏瓦：你開始是給《法國信使報》投稿?
薩特：對。總之我寫了那篇文章。我不記得我還寫了別的什麼。從共產 黨人作為一個公開黨出現的時候起，從這一開始，事情就有了不同。共產黨 人顯然對這個事不滿：我成了一個名作家。這是突然發生的。人們從英國或 美國前來看我，把我當作一個名作家。而我也從美國回來了——我是為《戰 斗報》去那兒的。美國人要求同一些法國記者見面。
這樣我回來了，我發現自己面對著共產黨的《法國信使報》和該報一些 作家的反對??
波伏瓦：還有《行動周刊》。
薩特：對，還有《行動周刊》。它是一家親共的刊物，一段時期里由蓬 熱和埃爾韋編輯。我也給《行動周刊》投過稿。
波伏瓦：你不僅是一個名作家。你在 1945 年也創辦了一個評論刊物，
它得到許多人、許多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它不是共產黨的刊物。因此，你代 表了一種不同於共產主義的左翼作家的可能性。你對那些共產主義左翼作家 有什麼看法?
薩特：嗯，我不願設想他們那種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但我認為，人類的 命運保存著某種共產主義的運用。
波伏瓦：你認為有可能同他們對話嗎?他們對你提出的討厭的意識形態 ——他們是這樣稱呼它——惱怒非常，他們甚至藉助所有右翼的攻擊來反對 你。你對此有什麼反應?
薩特：這兒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有著從個人角度看的我同共產黨人的關 系。我認為他們很可惡地反對我，而我也反對他們。後來我才改變。
波伏瓦：是的，那是在 1952 年。
薩特：這樣，作為一個個人，我是很厭惡共產黨人。他們對我一點也不 友好，無情無意。他們有著必須服從的命令，但沒有任何感情。大概克洛德·魯 依的情況有些例外，他可能對我有一種模糊的喜愛。
波伏瓦：我想知道這種政治上的長期對立對你的重要程度，以及就革命 民主聯盟而言，你在多大程度上是介入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有疑慮。
薩特：我是有疑慮的。我沒有完全介入。
波伏瓦：共產黨人用《骯髒的手》來誹謗你，這對你有什麼影響?
薩特：噢，這在我看來是很自然的事。他們反對革命民主聯盟，這正好 是他們攻擊我的一種方式。
波伏瓦：這麼說，在你看來這很自然，問題不在於這個劇說了些什麼， 而在於無論發生了什麼，他們都必須對你採取某種政治態度?
薩特：對。我覺得這有些使人不舒服，主要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我 們很喜歡的，比如瑪格麗特·迪拉斯，她當時是一個共產黨員，她寫了一篇 背信棄義的文章發表在《法國信使報》上，我還記得，你記得嗎?
波伏瓦：我記得總的說來，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反對你。你使自己在政治 上處於什麼地位?你雖然對共和左翼聯盟缺乏信心，同時又根本不想不惜一 切代價地同共產黨聯合，做它的支持者。你不願意這樣干。至於我，如果人 們踢了我一腳，我是根本不會計較它的。
薩特：嗯，我沒有確定的政治立場。在當時，在 1950 年，我們是以戰 爭威脅的觀點看問題。蘇聯不喜歡我，如果他們入侵歐洲，像人們假設的那 樣，我不想離開。我打算留在法國。情況就是這樣，沒有誰站在我這一邊。 波伏瓦：對你說來，你生活的這一方面有多大分量?寫作畢竟是你主要 的事情。
薩特：對，寫作對我是至關重要的。
波伏瓦：你認為從開始寫介入文學起，從你開始給世界以名稱、揭示世 界也就是改造世界時起，歸根到底你的有分量的個人活動是當一個作家，是 不是?這將是有前途的。
薩特：是的，我是這樣想的。
波伏瓦：而且我相信你是對的。
薩特：我是這樣想的。我總是這樣想。
波伏瓦：那麼你為什麼渴望去依附於一種政治運動，比如共和左翼聯 盟?
薩特：我沒有渴望。他們建議我參加它，於是我接受了。我希望共和左 翼聯盟是一個同共產主義相聯繫而代表某種類似南尼在義大利的社會主義的 東西。
波伏瓦：法國共產黨人不願意要這個東西。義大利共產黨人比較容易接 近，他們可能願意同南尼的社會黨也就是一個左翼社會黨結成聯盟。 薩特：對。 波伏瓦：那麼，你的想法就是這樣了。但在法國這是不可能的。還有一 件事。你知道蘇聯勞動立法的行政條例，根據這個條例，僅僅由行政上的一 個簡單的決定就可以把人們拘留起來，你發表了這個條例。
波伏瓦：噢，對，我記得。我見過他。
薩特：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建立了一個同共產黨人有聯繫的抵抗者組 織，建議我參加。有一年的時間我沒做什麼事。我們的團體瓦解了。
波伏瓦：他們開始是對你置之不理，拒絕同你一起工作，造謠說你是密 探，最後他們又變過心來同你合作。這是怎麼發生的?
薩特：我不知道。一天我見到一個人，他和我一起當過戰俘，他說，“你 為什麼不同我們一起進行抵抗活動?你為什麼不參加我們組織的這個關心文 藝的團體?”我十分吃驚;我說我願意參加，於是我們定了一個約會，過了 幾天我就成了全國作家協會的一個成員。全國作協包括各種不同情況的人—
—有克洛德·莫爾岡，萊里斯，加繆，德比-布里代爾和其他人。 波伏瓦：你在裡面幹了些什麼事? 薩特：我參加了這個委員會。顯然發生了什麼事，一種改變?? 波伏瓦：但這兒不僅僅有共產黨人，因為你說到菜里斯。
薩特：對，萊里斯或德比-布里代爾根本不是共產黨員。但我認為共產 黨在吸收新成員方面有了改變。他們原本會要求我們更公開地表明我們的態 度。總之，在 1943 年我成了全國作家協會的成員，我同他們一起搞文字工作， 秘密出版刊物，特別是《法國信使報》，我在上面寫了一篇反對德里烏·拉 羅舍爾的文章。後來，在解放期間，我們被派定守衛法蘭西喜劇院的任務， 我們手握武器——一隻手槍——我們大家都一樣，演員和我們自己。有段時 間我還擔任了法蘭西喜劇院負責人。我在負責人辦公室呆了一夜，躺在地板 上很不舒服。第二天我拒絕了巴羅的這種優待。我說，他不該讓我幹這差事。 後來，解放的那一天，街上發生了戰鬥，在法蘭西喜劇院也打了一會。我們 搭起了一道街壘，我還記得在法蘭西喜劇院路口看到一個人押送一群被俘的 德國士兵到審計法院去。我不得不同薩拉克魯一起度過一個夜晚。我們睡在 一個房間，總之，這兒有著某種活動性。
波伏瓦：戰後你的政治態度怎樣?
薩特：戰後，戴高樂到達時，《法國信使報》出版第一期公開號，在這 一期中，我記得發表了一篇關於占領和抵抗運動的戰鬥歷程的文章。
波伏瓦：你開始是給《法國信使報》投稿?
薩特：對。總之我寫了那篇文章。我不記得我還寫了別的什麼。從共產 黨人作為一個公開黨出現的時候起，從這一開始，事情就有了不同。共產黨 人顯然對這個事不滿：我成了一個名作家。這是突然發生的。人們從英國或 美國前來看我，把我當作一個名作家。而我也從美國回來了——我是為《戰 斗報》去那兒的。美國人要求同一些法國記者見面。
這樣我回來了，我發現自己面對著共產黨的《法國信使報》和該報一些 作家的反對??
波伏瓦：還有《行動周刊》。
薩特：對，還有《行動周刊》。它是一家親共的刊物，一段時期里由蓬 熱和埃爾韋編輯。我也給《行動周刊》投過稿。
波伏瓦：你不僅是一個名作家。你在 1945 年也創辦了一個評論刊物，
它得到許多人、許多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它不是共產黨的刊物。因此，你代 表了一種不同於共產主義的左翼作家的可能性。你對那些共產主義左翼作家 有什麼看法?
薩特：嗯，我不願設想他們那種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但我認為，人類的 命運保存著某種共產主義的運用。
波伏瓦：你認為有可能同他們對話嗎?他們對你提出的討厭的意識形態 ——他們是這樣稱呼它——惱怒非常，他們甚至藉助所有右翼的攻擊來反對 你。你對此有什麼反應?
薩特：這兒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有著從個人角度看的我同共產黨人的關 系。我認為他們很可惡地反對我，而我也反對他們。後來我才改變。
波伏瓦：是的，那是在 1952 年。
薩特：這樣，作為一個個人，我是很厭惡共產黨人。他們對我一點也不 友好，無情無意。他們有著必須服從的命令，但沒有任何感情。大概克洛德·魯 依的情況有些例外，他可能對我有一種模糊的喜愛。
波伏瓦：我想知道這種政治上的長期對立對你的重要程度，以及就革命 民主聯盟而言，你在多大程度上是介入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有疑慮。
薩特：我是有疑慮的。我沒有完全介入。
波伏瓦：共產黨人用《骯髒的手》來誹謗你，這對你有什麼影響?
薩特：噢，這在我看來是很自然的事。他們反對革命民主聯盟，這正好 是他們攻擊我的一種方式。
波伏瓦：這麼說，在你看來這很自然，問題不在於這個劇說了些什麼， 而在於無論發生了什麼，他們都必須對你採取某種政治態度?
薩特：對。我覺得這有些使人不舒服，主要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我 們很喜歡的，比如瑪格麗特·迪拉斯，她當時是一個共產黨員，她寫了一篇 背信棄義的文章發表在《法國信使報》上，我還記得，你記得嗎?
波伏瓦：我記得總的說來，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反對你。你使自己在政治 上處於什麼地位?你雖然對共和左翼聯盟缺乏信心，同時又根本不想不惜一 切代價地同共產黨聯合，做它的支持者。你不願意這樣干。至於我，如果人 們踢了我一腳，我是根本不會計較它的。
薩特：嗯，我沒有確定的政治立場。在當時，在 1950 年，我們是以戰 爭威脅的觀點看問題。蘇聯不喜歡我，如果他們入侵歐洲，像人們假設的那 樣，我不想離開。我打算留在法國。情況就是這樣，沒有誰站在我這一邊。 波伏瓦：對你說來，你生活的這一方面有多大分量?寫作畢竟是你主要 的事情。
薩特：對，寫作對我是至關重要的。
波伏瓦：你認為從開始寫介入文學起，從你開始給世界以名稱、揭示世 界也就是改造世界時起，歸根到底你的有分量的個人活動是當一個作家，是 不是?這將是有前途的。
薩特：是的，我是這樣想的。
波伏瓦：而且我相信你是對的。
薩特：我是這樣想的。我總是這樣想。
波伏瓦：那麼你為什麼渴望去依附於一種政治運動，比如共和左翼聯 盟?
薩特：我沒有渴望。他們建議我參加它，於是我接受了。我希望共和左 翼聯盟是一個同共產主義相聯繫而代表某種類似南尼在義大利的社會主義的 東西。
波伏瓦：法國共產黨人不願意要這個東西。義大利共產黨人比較容易接 近，他們可能願意同南尼的社會黨也就是一個左翼社會黨結成聯盟。 薩特：對。 波伏瓦：那麼，你的想法就是這樣了。但在法國這是不可能的。還有一 件事。你知道蘇聯勞動立法的行政條例，根據這個條例，僅僅由行政上的一 個簡單的決定就可以把人們拘留起來，你發表了這個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