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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六億：“別忘了給我跟警察作個證，你可別也是個小人。長得有點模樣的女的，都有點讓人不放心。”
劉小芸反問：“我好看嗎？”
葛六億端詳著說：“乍一看不怎麼樣，仔細一看還不如乍一看呢。”
劉小芸笑了，她推了葛六億一把：“你好討厭啊。”
阮大偉和幾個朋友分乘兩排上行的纜車上。
阮大偉回過頭對跟在後面纜車上的人說：“呆會逮著他了，先給他抽成一胖子，（指著腳下樹林間山泉衝出的河道說）然後等纜車下來的時候就從這給他扔下去。”
後面的人問：“不剁他了？那你刀不是白帶了。”
阮大偉：“不剁了，改摔他了。”眼睛俯看著腳下掠過的地形說：“這不行，太矮了，得找一高點的地兒扔。”
後面的人又問：“摔死怎麼辦呀？”
旁邊的人：“你還認真了，讓他過過嘴癮吧。”
阮大偉指下面的一道深溝喊：“就這兒就這兒，就從這往下扔。”忽然他愣了，指著下面的手僵直地停在空中。
順著阮大偉的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葛六億站在一塊巨石上，向著空中的阮大偉揮於：“偉哥，我可是守信用的。咱倆這算見著面了吧？小芸在上面等著你呢，你把錢從這給我扔下來。別琢磨了，你也沒膽跳下來，還錢吧。”
阮大偉無奈又惡狠狠地說：“行，你真是夠高的，我給錢。”說著拉開提包的拉鏈，把一提包裁成人民幣大小的紙錢撒向葛六億，嘴裡說：“紙錢，留著自己燒去吧。我就防著你這手呢。”
紙片在葛六億的頭頂飛舞，像漫天的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落在山谷里。
淤出來的聰明
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面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面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姜文。
我給姜文拍過戲，《北京人在紐約》；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姜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只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麼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裡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裡，小哥兒幾個只有聽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時候，巴頓的首選就是姜文，請不來才換成的英達，當然英達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嘴上絕不服軟，而且也具備把黑的說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說，英達就不承認中醫能治病，不承認有經絡一說。他說：經絡只是一股氣，不是物質，不能被科學證明它的存在。稱中醫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醫學的範疇。我和他抬扛，問他：那為什麼還有中醫、西醫的區分？他說：就不應該有中西醫的叫法，只有“醫學科學”。如果非要區分，勉強可將中醫稱之為“祖國醫學”。他還舉了很多的例子，聽起來都對，令在場的人無不認為英老師學識淵博。事後，我去酒仙橋醫院看中醫，大夫告訴我，英達剛在我們這開了幾副中藥。我說，好呵，他不讓我們信，自己卻偷著吃中藥。看來他心裡還是承認中醫能治病的。說這件事是想說明，抬起扛來，英達、姜文他們的聰明智慧是非常夠用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
姜文經常使用的一個句子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又在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對他們萌生了這樣一個願望，迫切地想聽到他們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
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但很可惜，事後被證明還是我錯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
當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叫奧伊斯特貝的小鎮上，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里看電視。電視裡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鐘電影預告，是英國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姜文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的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而姜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里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里恩，得過奧斯卡獎。還說這部電影他看過7 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因為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而且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
為此，姜文和馬曉晴兩人打了賭。誰輸了，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了兩派，鄭小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姜文不會有誤，所以站在贊成姜文的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
我當時還沒有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姜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只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姜文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錯了。
劉小芸反問：“我好看嗎？”
葛六億端詳著說：“乍一看不怎麼樣，仔細一看還不如乍一看呢。”
劉小芸笑了，她推了葛六億一把：“你好討厭啊。”
阮大偉和幾個朋友分乘兩排上行的纜車上。
阮大偉回過頭對跟在後面纜車上的人說：“呆會逮著他了，先給他抽成一胖子，（指著腳下樹林間山泉衝出的河道說）然後等纜車下來的時候就從這給他扔下去。”
後面的人問：“不剁他了？那你刀不是白帶了。”
阮大偉：“不剁了，改摔他了。”眼睛俯看著腳下掠過的地形說：“這不行，太矮了，得找一高點的地兒扔。”
後面的人又問：“摔死怎麼辦呀？”
旁邊的人：“你還認真了，讓他過過嘴癮吧。”
阮大偉指下面的一道深溝喊：“就這兒就這兒，就從這往下扔。”忽然他愣了，指著下面的手僵直地停在空中。
順著阮大偉的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葛六億站在一塊巨石上，向著空中的阮大偉揮於：“偉哥，我可是守信用的。咱倆這算見著面了吧？小芸在上面等著你呢，你把錢從這給我扔下來。別琢磨了，你也沒膽跳下來，還錢吧。”
阮大偉無奈又惡狠狠地說：“行，你真是夠高的，我給錢。”說著拉開提包的拉鏈，把一提包裁成人民幣大小的紙錢撒向葛六億，嘴裡說：“紙錢，留著自己燒去吧。我就防著你這手呢。”
紙片在葛六億的頭頂飛舞，像漫天的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落在山谷里。
淤出來的聰明
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面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面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姜文。
我給姜文拍過戲，《北京人在紐約》；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姜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只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麼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裡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裡，小哥兒幾個只有聽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時候，巴頓的首選就是姜文，請不來才換成的英達，當然英達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嘴上絕不服軟，而且也具備把黑的說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說，英達就不承認中醫能治病，不承認有經絡一說。他說：經絡只是一股氣，不是物質，不能被科學證明它的存在。稱中醫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醫學的範疇。我和他抬扛，問他：那為什麼還有中醫、西醫的區分？他說：就不應該有中西醫的叫法，只有“醫學科學”。如果非要區分，勉強可將中醫稱之為“祖國醫學”。他還舉了很多的例子，聽起來都對，令在場的人無不認為英老師學識淵博。事後，我去酒仙橋醫院看中醫，大夫告訴我，英達剛在我們這開了幾副中藥。我說，好呵，他不讓我們信，自己卻偷著吃中藥。看來他心裡還是承認中醫能治病的。說這件事是想說明，抬起扛來，英達、姜文他們的聰明智慧是非常夠用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
姜文經常使用的一個句子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又在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對他們萌生了這樣一個願望，迫切地想聽到他們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
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但很可惜，事後被證明還是我錯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
當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叫奧伊斯特貝的小鎮上，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里看電視。電視裡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鐘電影預告，是英國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姜文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的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而姜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里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里恩，得過奧斯卡獎。還說這部電影他看過7 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因為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而且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
為此，姜文和馬曉晴兩人打了賭。誰輸了，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了兩派，鄭小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姜文不會有誤，所以站在贊成姜文的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
我當時還沒有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姜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只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姜文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