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頁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嘆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丟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於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標，那就需要把惋嘆、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啓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恆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划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中國民眾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 中國文學史 》對屈原的分析。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於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於與環境協調。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於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鍊。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坐標：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級台階，就無法抵達目標，不管那些台階對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勞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誹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著，把他逼死的。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作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在瀰漫著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悽美的祭祀儀式。他投江後，民眾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划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作出這樣的選擇。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別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我看著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可惜那兒太寂寞，百里難見人跡，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鬱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的那種人。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著今天和明天。
四
只要說到屈原，總不能不親近一下他的作品，連一次也不應該漏過。
這裡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屈原的作品非常艱深，而年年祭祀屈原的民眾卻難以計數，我們能在這中間搭建幾條棧道嗎?
正是出於這個目的，二十世紀曾出現過不少版本的“今譯”。幾乎所有的今譯都採用了詩體，但遺憾的是，楚辭和現代詩之間的“韻味系統”完全不同，很難產生兩相滿意的轉換關係。往往是，今譯的詩句過於整齊繁瑣，把原詩的整體氣韻丟失了。這就像陳列一尊最華美的青銅器，萬不可用珠光寶氣的現代華美去映照，而只應該給它提供一個最樸素的麻布平台。
我很想做一個小小的試驗，把屈原的作品用現代散文來作一番表述。躲過大量的古文障礙，躲過逐段逐句的嚴格程序，只是畫一個粗略的輪廓，算是給普通祭祀者遞一根拐杖。
那麼，就從《 離騷 》著手試試看吧。
我是古帝高陽氏的後裔，出生在一個吉利的日子，父親給我起了個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質，又重視後天的修能，還喜歡把香草秋蘭佩飾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來不停步。我只見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遲暮。何不趁著盛年遠離污穢，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規矩?那就騎上駿馬向前馳騁吧，我願意率先開路。
我知道古代聖君總與眾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堯舜因為走了正道而一路暢達，狂亂的桀紂因為想走捷徑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為證，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後，並不怕自身遭殃，只擔心家國誤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來了讒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約我在黃昏見面嗎，為什麼有了改變?我不是早就種下鮮花香草了嗎，為什麼也散出了異味?眾人在比賽貪婪，心底都貯滿嫉恨。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還來不及修名立身。
朝飲木蘭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內心的美好，又何妨飢餓憔悴?我總是長嘆擦淚，哀傷著民生多艱。雖然從早到晚又被辱罵又被驅趕，我雖九死而未悔。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啓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恆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划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中國民眾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 中國文學史 》對屈原的分析。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於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於與環境協調。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於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鍊。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煉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坐標：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級台階，就無法抵達目標，不管那些台階對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勞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誹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著，把他逼死的。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作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在瀰漫著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悽美的祭祀儀式。他投江後，民眾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划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作出這樣的選擇。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別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我看著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可惜那兒太寂寞，百里難見人跡，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鬱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的那種人。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著今天和明天。
四
只要說到屈原，總不能不親近一下他的作品，連一次也不應該漏過。
這裡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屈原的作品非常艱深，而年年祭祀屈原的民眾卻難以計數，我們能在這中間搭建幾條棧道嗎?
正是出於這個目的，二十世紀曾出現過不少版本的“今譯”。幾乎所有的今譯都採用了詩體，但遺憾的是，楚辭和現代詩之間的“韻味系統”完全不同，很難產生兩相滿意的轉換關係。往往是，今譯的詩句過於整齊繁瑣，把原詩的整體氣韻丟失了。這就像陳列一尊最華美的青銅器，萬不可用珠光寶氣的現代華美去映照，而只應該給它提供一個最樸素的麻布平台。
我很想做一個小小的試驗，把屈原的作品用現代散文來作一番表述。躲過大量的古文障礙，躲過逐段逐句的嚴格程序，只是畫一個粗略的輪廓，算是給普通祭祀者遞一根拐杖。
那麼，就從《 離騷 》著手試試看吧。
我是古帝高陽氏的後裔，出生在一個吉利的日子，父親給我起了個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質，又重視後天的修能，還喜歡把香草秋蘭佩飾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來不停步。我只見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遲暮。何不趁著盛年遠離污穢，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規矩?那就騎上駿馬向前馳騁吧，我願意率先開路。
我知道古代聖君總與眾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堯舜因為走了正道而一路暢達，狂亂的桀紂因為想走捷徑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為證，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後，並不怕自身遭殃，只擔心家國誤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來了讒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約我在黃昏見面嗎，為什麼有了改變?我不是早就種下鮮花香草了嗎，為什麼也散出了異味?眾人在比賽貪婪，心底都貯滿嫉恨。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還來不及修名立身。
朝飲木蘭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內心的美好，又何妨飢餓憔悴?我總是長嘆擦淚，哀傷著民生多艱。雖然從早到晚又被辱罵又被驅趕，我雖九死而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