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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統治者的取捨並不影響各派學者的社會地位和言論自由，稷下學宮裡的爭鳴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礎。彼此可以爭得很激烈，似乎已經水火難容，但最後還是達到了共生互補。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學者到底屬於什麼派，越到後來越難於說清楚了。
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
五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長嘆一聲。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還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
稷門之下，系水之側，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裡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蹟。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撿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蹟，什麼大大小小的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裡，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捨不得離開。
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制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面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里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裡，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著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著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社會的公私領域傳授著課程。
六
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
這是巧合嗎?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
孔子可能只比釋迦牟尼小十幾歲;
孔子去世後十年左右，蘇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蘇格拉底小一歲，比德謨克利特大八歲;
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二歲;
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五歲;
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七歲。
……
人類的歷史那麼長，怎麼會讓這麼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這麼多無法超越的經典高峰，湧現於一時?為什麼後來幾千年的文化創造，不管多麼傑出，多麼偉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
那就不問了，我們只能面對“天意”的結果，反覆驚嘆。
有人說：“世上無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歷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裡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裡?
於是，不知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制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台，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
七
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義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 雅典學園 》(又名《 哲學 》)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來自希臘、羅馬、斯巴達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學者圍繞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復興時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裡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
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
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驚人，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作了同一件事，藉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面，中國也沒有經歷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那些早就遺佚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
這些長長短短，是稷下學者們不知道的了。我們的遺憾是，一直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機遇，能讓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把稷下學宮和後代學者們畫在一起，讓所有的中國文人領悟：大家都與山東臨淄那個老城門下的廢墟有關。
詩人是什麼
一
大地為證：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迴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 詩經 》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
五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長嘆一聲。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還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
稷門之下，系水之側，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裡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蹟。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撿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蹟，什麼大大小小的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裡，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捨不得離開。
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制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面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里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裡，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著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著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社會的公私領域傳授著課程。
六
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
這是巧合嗎?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
孔子可能只比釋迦牟尼小十幾歲;
孔子去世後十年左右，蘇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蘇格拉底小一歲，比德謨克利特大八歲;
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二歲;
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五歲;
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七歲。
……
人類的歷史那麼長，怎麼會讓這麼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這麼多無法超越的經典高峰，湧現於一時?為什麼後來幾千年的文化創造，不管多麼傑出，多麼偉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
那就不問了，我們只能面對“天意”的結果，反覆驚嘆。
有人說：“世上無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歷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裡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裡?
於是，不知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制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台，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
七
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義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 雅典學園 》(又名《 哲學 》)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來自希臘、羅馬、斯巴達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學者圍繞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復興時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裡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
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
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驚人，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作了同一件事，藉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面，中國也沒有經歷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那些早就遺佚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
這些長長短短，是稷下學者們不知道的了。我們的遺憾是，一直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機遇，能讓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把稷下學宮和後代學者們畫在一起，讓所有的中國文人領悟：大家都與山東臨淄那個老城門下的廢墟有關。
詩人是什麼
一
大地為證：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迴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 詩經 》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