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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出現異狀
其實早在必須做心臟移植手術之前很多年，我的心臟就出了問題。我患上了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醫生向我解釋說這是中風或心臟病的前兆。遵照醫生的建議，我採用了有益心臟健康的飲食方案，同時服藥以降低膽固醇指數，而且每天做運動。即使如此，我也明白，心臟疾病惡化是無法逆轉或阻止的。在那次小中風後，我在檢查時發現了幾處血管栓塞，並被告知要去找醫生商量。但是我沒有，而是和孩子們在周末時參加了一項為慶祝美國建國而舉行的帆船比賽，由密西根湖航行到密爾瓦基，我擔任船員。正當我在下甲板推動船帆時，我感到胸口一陣疼痛。我意識到自己出事了，在抵達密爾瓦基之後便打電話給我的醫生，他說：“馬上坐飛機回家，我得看看你。”
我的醫生路易斯·托馬提斯評估了數項檢查的結果，然後說：“這個假期好好休息，但假期結束後你必須開刀才能避免心臟病發作。”
接著，他進行了手術，我安然度過了8年。但在那8年間，我的冠狀動脈持續出現栓塞，1992年12月初，我發生了一次大中風。醫生讓我在數日後穩定下來，然後把我送到了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去裝置心臟血管支架，這在當時還是一項新技術，很少有醫院會使用。我在一個星期五的夜晚抵達那裡，托馬提斯醫生要求外科當天晚上就做手術。
外科主治醫生說：“這麼辦吧，我明天一早就動手術，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手術很成功，可是在我中風時右側心臟早已壞死，所以我必須注意健康和活動。在那以後，我走不了多遠便會感覺疲勞，還必須定期複診，抽取體內的積水，因為心臟已無力將體液輸送到全身。在抽取積水後，我的體重會減輕5.4~6.8公斤。
1992年初，我經歷了一次腦中風，由於體力損耗，心臟狀況又大幅限制了我的活動，我辭去了安利總裁的職位，要求長子狄克接棒。這也是我的福分，因為狄克接班以後，我對公司的未來不再感到有壓力，但我必須接受生活方式突然間受到嚴重限制的現實。我走上1米便會感覺疼痛，必須坐下。
我的心臟科醫生瑞克·麥納馬拉（Dr. Rick McNamara）說：“你的心臟正在逐漸衰竭。”到了1996年底，他和托馬提斯醫生把我和海倫找去，告訴我們，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須做心臟移植手術。
那真是一記晴天霹靂。我一直在忽視自己的病情，走路不穩，也無法長時間行走，無法做事，但我一直假裝一切正常。可是，人生無法如常，我需要一顆新的心臟。
關鍵在家人支持
關於手術的每件事都要預先安排，這是我未曾經歷過的。托馬提斯醫生在兩三年前便已聯絡過美國的每一家移植中心，詢問他們能否考慮為我移植心臟。除了年齡因素，我還經歷過腦中風、心臟病，又有糖尿病，是接受移植手術的高風險人群。除此之外，我的血型還是較少見的AB型Rh陽性，這使得合適的捐贈者人數銳減。可是托馬提斯醫生說，他認識的一位倫敦的心臟外科醫生願意見我。馬格迪·雅庫爵士（Sir Magdi Yacoub）是哈爾菲爾德醫院（Harefield Hospital）的心臟外科醫生，以在移植領域的先進研究而聞名，是位技術高超、備受尊敬的外科醫生。托馬提斯醫生說，他是我唯一的機會，但是雅庫醫生要先與我見面，才肯收治我這個患者。他有我的病歷，也了解我的病情，但仍想先見我一面。我的兒子狄克兩年前便已到倫敦和他見過面，當時，狄克把我的病歷交給了他，並請他考慮把我列入等待移植者的名單。
我記得在聖誕節前夕向兒孫們宣布，我們要去倫敦等待新的心臟。我無法告訴他們任何細節，只能把醫生告訴我的話告訴他們。海倫和我很樂觀地對大家說：“我們要去倫敦等待新的心臟。”如今回想起來，我十分訝異，因為這其中有太多問題。在了解捐贈心臟和配對的複雜性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醫生能告訴病人他們已等到了一顆新的心臟有多麼困難。醫生和病人都只能懷抱希望等待而已。
我們抵達倫敦後，雅庫醫生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想活下去？你已經活了很久了，”他說，“你的生活已經夠圓滿了，為什麼還想活得更久？”
我告訴雅庫醫生：“我有一個好妻子，4個成功的子女，我要為他們活下去，我還有一大群孫子孫女，我想看著他們長大。我想盡一切所能幫他們成家立業。”
我現在明白了，雅庫醫生是要藉此來判斷我是否有意志力撐過這次大手術和隨後的康復過程。我是否有必需的條件？是否能獲得支持？是否有家人？是否有人關心我，我是否有關心的人？這些都是撐過這種手術的必要條件。你能否活下來不只與你的心臟狀況有關，還與你的意志以及信仰有關。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為我祈禱，我明白自己獲得了我需要的力量。
等待器官捐贈的日子
在這次會談之後，雅庫醫生檢查了我的心臟，儘管他已經知道所有該知道的事。然後，他看著我說：“好，我會看看我能做些什麼。”這就是我們等待聽到的話。我問出了心中最大的問題：“你覺得我們要等多久才會找到捐贈者？”
其實早在必須做心臟移植手術之前很多年，我的心臟就出了問題。我患上了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醫生向我解釋說這是中風或心臟病的前兆。遵照醫生的建議，我採用了有益心臟健康的飲食方案，同時服藥以降低膽固醇指數，而且每天做運動。即使如此，我也明白，心臟疾病惡化是無法逆轉或阻止的。在那次小中風後，我在檢查時發現了幾處血管栓塞，並被告知要去找醫生商量。但是我沒有，而是和孩子們在周末時參加了一項為慶祝美國建國而舉行的帆船比賽，由密西根湖航行到密爾瓦基，我擔任船員。正當我在下甲板推動船帆時，我感到胸口一陣疼痛。我意識到自己出事了，在抵達密爾瓦基之後便打電話給我的醫生，他說：“馬上坐飛機回家，我得看看你。”
我的醫生路易斯·托馬提斯評估了數項檢查的結果，然後說：“這個假期好好休息，但假期結束後你必須開刀才能避免心臟病發作。”
接著，他進行了手術，我安然度過了8年。但在那8年間，我的冠狀動脈持續出現栓塞，1992年12月初，我發生了一次大中風。醫生讓我在數日後穩定下來，然後把我送到了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去裝置心臟血管支架，這在當時還是一項新技術，很少有醫院會使用。我在一個星期五的夜晚抵達那裡，托馬提斯醫生要求外科當天晚上就做手術。
外科主治醫生說：“這麼辦吧，我明天一早就動手術，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手術很成功，可是在我中風時右側心臟早已壞死，所以我必須注意健康和活動。在那以後，我走不了多遠便會感覺疲勞，還必須定期複診，抽取體內的積水，因為心臟已無力將體液輸送到全身。在抽取積水後，我的體重會減輕5.4~6.8公斤。
1992年初，我經歷了一次腦中風，由於體力損耗，心臟狀況又大幅限制了我的活動，我辭去了安利總裁的職位，要求長子狄克接棒。這也是我的福分，因為狄克接班以後，我對公司的未來不再感到有壓力，但我必須接受生活方式突然間受到嚴重限制的現實。我走上1米便會感覺疼痛，必須坐下。
我的心臟科醫生瑞克·麥納馬拉（Dr. Rick McNamara）說：“你的心臟正在逐漸衰竭。”到了1996年底，他和托馬提斯醫生把我和海倫找去，告訴我們，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須做心臟移植手術。
那真是一記晴天霹靂。我一直在忽視自己的病情，走路不穩，也無法長時間行走，無法做事，但我一直假裝一切正常。可是，人生無法如常，我需要一顆新的心臟。
關鍵在家人支持
關於手術的每件事都要預先安排，這是我未曾經歷過的。托馬提斯醫生在兩三年前便已聯絡過美國的每一家移植中心，詢問他們能否考慮為我移植心臟。除了年齡因素，我還經歷過腦中風、心臟病，又有糖尿病，是接受移植手術的高風險人群。除此之外，我的血型還是較少見的AB型Rh陽性，這使得合適的捐贈者人數銳減。可是托馬提斯醫生說，他認識的一位倫敦的心臟外科醫生願意見我。馬格迪·雅庫爵士（Sir Magdi Yacoub）是哈爾菲爾德醫院（Harefield Hospital）的心臟外科醫生，以在移植領域的先進研究而聞名，是位技術高超、備受尊敬的外科醫生。托馬提斯醫生說，他是我唯一的機會，但是雅庫醫生要先與我見面，才肯收治我這個患者。他有我的病歷，也了解我的病情，但仍想先見我一面。我的兒子狄克兩年前便已到倫敦和他見過面，當時，狄克把我的病歷交給了他，並請他考慮把我列入等待移植者的名單。
我記得在聖誕節前夕向兒孫們宣布，我們要去倫敦等待新的心臟。我無法告訴他們任何細節，只能把醫生告訴我的話告訴他們。海倫和我很樂觀地對大家說：“我們要去倫敦等待新的心臟。”如今回想起來，我十分訝異，因為這其中有太多問題。在了解捐贈心臟和配對的複雜性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醫生能告訴病人他們已等到了一顆新的心臟有多麼困難。醫生和病人都只能懷抱希望等待而已。
我們抵達倫敦後，雅庫醫生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想活下去？你已經活了很久了，”他說，“你的生活已經夠圓滿了，為什麼還想活得更久？”
我告訴雅庫醫生：“我有一個好妻子，4個成功的子女，我要為他們活下去，我還有一大群孫子孫女，我想看著他們長大。我想盡一切所能幫他們成家立業。”
我現在明白了，雅庫醫生是要藉此來判斷我是否有意志力撐過這次大手術和隨後的康復過程。我是否有必需的條件？是否能獲得支持？是否有家人？是否有人關心我，我是否有關心的人？這些都是撐過這種手術的必要條件。你能否活下來不只與你的心臟狀況有關，還與你的意志以及信仰有關。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為我祈禱，我明白自己獲得了我需要的力量。
等待器官捐贈的日子
在這次會談之後，雅庫醫生檢查了我的心臟，儘管他已經知道所有該知道的事。然後，他看著我說：“好，我會看看我能做些什麼。”這就是我們等待聽到的話。我問出了心中最大的問題：“你覺得我們要等多久才會找到捐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