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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傑支持里根競選總統（老實說，在1980年黨內初選時，我是支持布希的）。我們支持的表現並不是直接捐款給里根陣營，而是在發行量大的新聞雜誌上刊登整版GG。我們個人跟競選陣營並沒有任何關聯，我和傑支持的是里根的自由企業理念。我記得，我們是唯一刊登此類GG的人，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穎的政治概念。我和傑希望安利營銷人員和他們的客戶知道我們支持里根，並期待他們也能支持他。GG或許也吸引到了不少選票，這個假設是合理的。我和傑同時認為，GG可以進一步幫助安利營銷人員體會自由企業理念對他們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
與美國總統的情誼
我與賈格特的關係促使里根總統任命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財政主席。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我覺得在接受那項職務之前，我應該對其多加了解才對。
我剛答應，就發現我在公司實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時間來。這樣，我就擔負起了兩份全職工作。那是我在一開始就犯下的兩項嚴重失誤中的一項。第一，我無法全職工作。第二，我接任時提出了兩項建議：在捐款人會議上設立接受現金付款的吧檯（如果沒有，飲料都要用組織的經費來支付），以及剔除掉那些“閒人”（不做事只領薪水的顧問）。
我認為我們一邊出去幫共和黨候選人籌款，一邊在自己身上花那麼多錢，實在是不合理。我真的認為應該用明智的方法來改變現狀，但我的兩項假設都未被接受。慷慨的捐款人或公司會接受籌款活動的邀請，但通常不會親自參加，而是派代表來，這些人期待的是免費“大吃大喝”；而“閒人”們其實很活躍，不論有沒有付出，他們都不想少領薪水。
我接任主席時曾說過：“我從未向這個政府的任何人要求過任何好處。我做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相信共和黨的理念：自由與自由企業，以及所有美國人民的個人權利。保障這些理念的順利實現是我的首要動機。”此外，我還要求看財務報表，我說，如果我了解運作細節的話，就能更有效率地籌款。但我的要求被拒絕了。
我們從小額捐款人處籌集到了不少資金，共和黨國會領袖議會的成員和我都想為小額捐款人舉辦活動，因為他們是支持共和黨的活躍選民，應該以某種方式予以表彰，但這點也是無法做到的。
我在任內很努力地工作，也學習到了不少經驗，但當反對力量逐漸壓過了支持力量時，我就知道該辭職了。
但是，我並未放棄政府或是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在華盛頓結交了一些朋友，也爭取到了一些贊同我的立場的政府官員。里根總統要籌組愛滋病委員會的時候，賈格特建議我加入。他設法將我還有其他一些人列入了委員名單，於是，總統任命我們組成該委員會。
在加入愛滋病委員會以及為共和黨擔任籌款人期間，我和里根總統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會在白宮東廂和委員會成員談話。在會議前，我有好幾次曾私下和他聊天。
里根總統就職1周年時，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主持了一項大型籌款活動。身為活動負責人，我和里根總統、布希副總統和他們的夫人們一同待在貴賓休息室。當時只有我們5個人待在房裡，等著里根總統上台向這場入場券早已銷售一空的大型活動的來賓們講話。里根總統剛剛被一個全國性的新聞電視台在節目中橫加指責，他真的“氣炸了”（他本人的原話），抵達休息室時仍火冒三丈。他向第一夫人南希、副總統夫婦和我大倒苦水。很少有人能像我這樣看到美國總統表露真性情的一面。
在認識美國總統並和他們私下相處之後，你會明白他們只是平凡的人，關心和擔心的事情和你我都一樣。他們關心的是保護這個國家及其自由，關注的重點是如何為國家服務。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人進入政府。
知道進退的重要性
2001年，海倫和我承諾協助政府設立費城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名記者在報導我們的承諾時表示：“他們的初衷是愛國，而不是支持政黨。”這家博物館開幕以後，海倫和我又組織了一次捐款，並計劃維持贊助。幫所有的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了解及感謝美國憲法，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為了讓美國人了解這個國家如何一路走來，並激發他們對所享受自由的感恩之情，我們進行了漫長的努力，憲法中心便是其中一項。《費城問詢報》說的沒錯：我們的參與是愛國的表現。政府和國家如今充斥著黨派鬥爭，但在我看來，愛國心卻不夠。
我們需要提醒美國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國憲法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內涵。由家鄉做起，安利開始重新激發美國本土的營銷人員對自由企業、美國價值觀和政府原則的了解。我們甚至在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弗農山莊（Mount Vernon）舉辦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營銷人員的會議。該活動極為成功，讓許多人深入了解了喬治·華盛頓在美國開國曆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既是位將軍，也是位政治家。立國之初，美國便擁有全世界最偉大的成就紀錄。
我在國家憲法中心遇到的人們都了解美國歷史，但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歷史缺乏了解，不知道為何寫下憲法的開國元老要說出那些話。舉例來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喬治·華盛頓只出任了兩屆總統便告老還鄉，而當時甚至還未修改憲法以限制總統任期。他相信，做兩屆總統便已足夠，美國需要其他人來擔任總統，以此昭告世人，這個新國家在推翻君主立憲制之後已是個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國。他並不貪戀總統權力，他只是想為國效力，然後返回故里。
與美國總統的情誼
我與賈格特的關係促使里根總統任命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財政主席。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我覺得在接受那項職務之前，我應該對其多加了解才對。
我剛答應，就發現我在公司實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時間來。這樣，我就擔負起了兩份全職工作。那是我在一開始就犯下的兩項嚴重失誤中的一項。第一，我無法全職工作。第二，我接任時提出了兩項建議：在捐款人會議上設立接受現金付款的吧檯（如果沒有，飲料都要用組織的經費來支付），以及剔除掉那些“閒人”（不做事只領薪水的顧問）。
我認為我們一邊出去幫共和黨候選人籌款，一邊在自己身上花那麼多錢，實在是不合理。我真的認為應該用明智的方法來改變現狀，但我的兩項假設都未被接受。慷慨的捐款人或公司會接受籌款活動的邀請，但通常不會親自參加，而是派代表來，這些人期待的是免費“大吃大喝”；而“閒人”們其實很活躍，不論有沒有付出，他們都不想少領薪水。
我接任主席時曾說過：“我從未向這個政府的任何人要求過任何好處。我做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相信共和黨的理念：自由與自由企業，以及所有美國人民的個人權利。保障這些理念的順利實現是我的首要動機。”此外，我還要求看財務報表，我說，如果我了解運作細節的話，就能更有效率地籌款。但我的要求被拒絕了。
我們從小額捐款人處籌集到了不少資金，共和黨國會領袖議會的成員和我都想為小額捐款人舉辦活動，因為他們是支持共和黨的活躍選民，應該以某種方式予以表彰，但這點也是無法做到的。
我在任內很努力地工作，也學習到了不少經驗，但當反對力量逐漸壓過了支持力量時，我就知道該辭職了。
但是，我並未放棄政府或是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在華盛頓結交了一些朋友，也爭取到了一些贊同我的立場的政府官員。里根總統要籌組愛滋病委員會的時候，賈格特建議我加入。他設法將我還有其他一些人列入了委員名單，於是，總統任命我們組成該委員會。
在加入愛滋病委員會以及為共和黨擔任籌款人期間，我和里根總統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會在白宮東廂和委員會成員談話。在會議前，我有好幾次曾私下和他聊天。
里根總統就職1周年時，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主持了一項大型籌款活動。身為活動負責人，我和里根總統、布希副總統和他們的夫人們一同待在貴賓休息室。當時只有我們5個人待在房裡，等著里根總統上台向這場入場券早已銷售一空的大型活動的來賓們講話。里根總統剛剛被一個全國性的新聞電視台在節目中橫加指責，他真的“氣炸了”（他本人的原話），抵達休息室時仍火冒三丈。他向第一夫人南希、副總統夫婦和我大倒苦水。很少有人能像我這樣看到美國總統表露真性情的一面。
在認識美國總統並和他們私下相處之後，你會明白他們只是平凡的人，關心和擔心的事情和你我都一樣。他們關心的是保護這個國家及其自由，關注的重點是如何為國家服務。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人進入政府。
知道進退的重要性
2001年，海倫和我承諾協助政府設立費城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名記者在報導我們的承諾時表示：“他們的初衷是愛國，而不是支持政黨。”這家博物館開幕以後，海倫和我又組織了一次捐款，並計劃維持贊助。幫所有的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了解及感謝美國憲法，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為了讓美國人了解這個國家如何一路走來，並激發他們對所享受自由的感恩之情，我們進行了漫長的努力，憲法中心便是其中一項。《費城問詢報》說的沒錯：我們的參與是愛國的表現。政府和國家如今充斥著黨派鬥爭，但在我看來，愛國心卻不夠。
我們需要提醒美國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國憲法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內涵。由家鄉做起，安利開始重新激發美國本土的營銷人員對自由企業、美國價值觀和政府原則的了解。我們甚至在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弗農山莊（Mount Vernon）舉辦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營銷人員的會議。該活動極為成功，讓許多人深入了解了喬治·華盛頓在美國開國曆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既是位將軍，也是位政治家。立國之初，美國便擁有全世界最偉大的成就紀錄。
我在國家憲法中心遇到的人們都了解美國歷史，但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歷史缺乏了解，不知道為何寫下憲法的開國元老要說出那些話。舉例來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喬治·華盛頓只出任了兩屆總統便告老還鄉，而當時甚至還未修改憲法以限制總統任期。他相信，做兩屆總統便已足夠，美國需要其他人來擔任總統，以此昭告世人，這個新國家在推翻君主立憲制之後已是個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國。他並不貪戀總統權力，他只是想為國效力，然後返回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