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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劍看見了她的臉，霎時嚇了一跳。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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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傑森坐在酒店頂層，低著頭一言不發。他旁邊有個觀景台，裡面吵吵嚷嚷，人滿為患。他沒心思看風景，甚至他從小就不明白，這些破景有什麼可“觀”的，一群dorks(土老帽兒)轟轟隆隆地坐上小十分鐘的電梯，爭先恐後地衝到觀景台前，然後又膽戰心驚地一點點挪步到玻璃棧橋上，趴在上面大驚小怪地哇哇亂吼，邊看邊互相感嘆說：“Look!People are so small, like ants.(你們看看，人怎麼這么小，就跟螞蟻一樣。)”
這倒沒錯，有些人生下來就是螻蟻，畢竟這個社會是講究出身和背景的，尤其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由精英階層統治的社會，更是如此：富人住在大house里抽著古巴雪茄，聊著商業理想，心情好了還能去競選總統;而窮人就只能排著隊領政府的food stamps，飢一頓飽一頓地睡在大街上。在美國，“幹得好不如生得好，”這是真理，投個好胎可以少奮鬥多少年?都說比爾·蓋茨厲害，可是沒他那位赫赫有名的律師父親和那位有錢的媽媽讓他從小就接受好的教育，他能成為後來的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世界首富)嗎?生在垃圾堆里還能寫代碼嗎?有些窮人整天異想天開，以為靠努力就能改變命運，可到死也只能成為一個middle class(中產階級)。倒是有些人想得開，懂得take a short cut(抄近道，採取捷徑)，多參加幾個party(聚會)，結交一些權貴，利用裙帶關係斂財致富。
想到這兒，他情不自禁地“哼”了聲。他要等的這個人，來美國才幾個月，就靠著姿色空降到UST擔任了高管。這種女人，他平時看都不會多看兩眼，他清楚她們要的無非是金錢和權勢，只是不清楚，這女人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自己雖是王氏集團的大公子，但這些年來跟父親的關係也是越來越緊張，不到萬不得已，實在不想再去求那個老頭。要不是為了舅舅，他才沒工夫搭著時間和臉面來會這種女人。
說起來，自己為了這個舅舅簡直是跑斷腿操碎心。這些天裡，該求的人也都求了，該開的會也都開了，UST的幾個大官也都聊過了，無非就是遊說他們說中國的市場環境有多好，機遇有多大，這筆買賣有多值，勸他們不要放棄收購案。而且說起來，像UST這麼大的公司，也根本不在乎這十幾個億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不過兩三個億。這筆錢，別說UST了，在他的眼裡都不算什麼，用廣州話怎麼說來著?毛毛雨灑灑水啦。
助理給他遞了杯咖啡，他拿起來抿了口，眉頭皺得更深了。這什麼味道?跟白水一樣。這個破酒店，送的咖啡果汁都一個味道，誰會喜歡喝這種東西?哦，Penry喜歡——他腦海里浮現出彭劍一杯一杯要果汁的畫面——真是沒什麼出息，一個破算法，一個多月了都沒搞定，Penry的腦子和味覺是不是集體失靈了?
他等得有點兒不耐煩了，問身旁的人：“Mr. 安，請問你的這位女老闆，到底什麼時候才能來?”
安先生抬手看了看表——那是一隻使用ST1機芯的老海鷗手錶：“時間還沒到，請您再等一會兒。”他梳著光亮的背頭，高高的鼻樑透著桀驁不馴，魁梧得像一尊巨大的雕像。王傑森仔細地觀察了下他，好奇究竟是怎樣的女人，才能夠把這個人管理得服服帖帖。
“您是half caste?”王傑森問。
在英語裡，“half caste”這個詞多少帶點兒貶義，王傑森說這話明顯是想對安先生撒撒等人的氣。可安先生並沒有理會他的挑釁，只是笑笑：“是的，我父親是法國人。”
“法國?可不像，你這個鼻樑高得跟我們美國人一樣。”
聽到這話，安先生倒是用奇怪的眼光看了看王傑森，這人明顯一副東方面孔，渾身上下哪一點都看不出美國模樣，“想必您忘記您的根兒了吧?”安先生說。
被反將一軍，王傑森有點兒難堪。類似的話他以前聽過很多次，尤其是少年時期，他父親店裡的幾個白人員工經常拿這句話揶揄他，可那時他並不覺得說自己是美國人有什麼問題。他生在美國長在美國，跟白人一樣受的是西方教育，也在牧師面前按著《聖經》宣過誓，大家除了膚色外，還能有什麼區別?真說區別，也只是自己小時候在香港待過幾年。那時候香港回歸了嗎?他不記得了。他對中國的印象和其他美國人沒有區別，無非就是天安門、故宮、八達嶺，他對那片土地的唯一認知，就是兒時父母經常指著對方的鼻子，說“個板馬，板馬日的”，那是什麼意思，他不懂。後來他成年之後到中國做生意，問過幾個上海人，上海人說可能就跟“小赤佬”差不多吧。“小赤佬”?這又是什麼意思?上海人攤攤手，自己也解釋不了。倒是旁邊一個四川人說了，這話可能就跟四川人說對方是“龜兒子”一樣吧。“龜兒子”?這話他懂了，畢竟“烏龜的兒子”肯定不會是什麼好東西。那看來，他們那時候是在吵架了?可是自己的爸爸媽媽為什麼要吵架呢?
——時間過得太久，他記不得了。
但一想到自己的媽媽，他忽然有點兒難過。
他打算換個話題，就用英語問安先生：“Which country do you like? France or America?(那你喜歡法國還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