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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種種事實都證明曹雪芹癸未年還活著，他不可能死於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後，即甲申年初。“墓石”之偽造欺世者，因只摸了一下紅學皮毛，聞有壬午之說，而不知其他，遂鑿上“壬午”二字以附會之，殊不知恰好是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偽的馬腳。二、曹雪芹死前沒有離開過西郊的居處
“墓石”在張家灣出現後，人們有種種揣測。特別是那塊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銘的石頭是如此之不像樣和不合乎常規，於是想像曹雪芹大概最後已窮極潦倒，迫於生計，不得不移居張家灣，投靠那裡的什麼親友;或者說因為借貸甚多，年關將近，為避催討，只好跑到張家灣去躲債，結果貧病交加，猝死在那裡，等等。但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曹雪芹晚年從北京城內移居西郊，確切的時間雖還沒有考出，但估計他在西郊住了大約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敦誠在喜峰口替他父親瑚做松亭關徵稅的差使，寫《寄懷曹雪芹》詩時，雪芹早搬到那裡住了。因而詩中有“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指雪芹居處)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語，又有“於今環堵蓬蒿屯”、“不如著書黃葉村”等句。此後，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終和他保持著詩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離別在京諸友後，張宜泉作《懷曹芹溪》詩，有“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等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長句記“別來已一載余”的雪芹回京後，在明琳的養石軒相遇呼酒話舊事。後又寫了《題芹圃畫石》詩。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誠贈雪芹及親自去西郊拜訪他的詩，現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鑿的卒年)雪芹在敦誠家西園興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園”演出敦誠改編的《琵琶行傳奇》，還寫了一首七律作題跋，現存“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又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據吳恩裕考，也作於是年三月。又在壬午年的一個“朝寒襲”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於當年除夕，則此時正該是“伊子殤，因感傷成疾”的時候，敦誠“遇雪芹於槐園”，作《佩刀質酒歌》，述得酒後“雪芹歡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邀其前來賞春飲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詩。同年或次年春夏間，張宜泉作《傷芹溪居士》詩。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
總之，曹雪芹最後六七年的生活軌跡，在他友人的詩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處，是一個近山傍水、叢林曲徑、極幽僻優美的山村。其友人寫到它的詩句，除稱“黃葉村”外，尚有“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等等，可知與張家灣一帶一片平曠的地勢環境截然不同。而這些環境描寫又前後始終一致，其中多數詩句還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該是最後兩年)寫的，根本沒有絲毫遷徙到北京以東的通州去居住的跡象。倒是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也可證明曹雪芹死前並沒有離開過西山。大概張宜泉聞噩耗比敦誠兄弟要遲，沒有趕得上在行殯葬之禮時寫一首輓詩，但他平時與雪芹倒有“一別三秋”的深厚情誼，故於春夏之間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藉此探望慰問亡友的家屬(寡妻)。只見門前池草曉露，室內琴囊劍匣，物是人非，觸景傷心。詩云：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
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
琴裹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末聯謂我再訪其家，已是“空山不見人”了。藏修地，語出《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專心讀書寫作的地方，亦即其居處。結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則雪芹最後病死在西山原來的居處還有什麼疑問呢?
或許有人會說，曹雪芹雖沒有遷居，但迫於生計，為什麼不可能因借貸、躲債或別的什麼不得不辦的事而在除夕前臨時到通州張家灣呢?我想，我們是否把曹雪芹的貧困想像得過於嚴重了。他的生活確實不可能寬裕，敦誠是說過他“舉家食粥酒常賒”，但理解詩也不能太實了。“舉家食粥”語出顏真卿著名的《乞米帖》，東坡還用此典寫詩說晁補上：“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酒常賒”，眾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債尋常行處有”詩意。總之，不能以為都是實寫。雪芹是尋學旁收、多才多藝的，豈能連養家餬口都成了問題!他生性高傲，“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所以才寧願“賣畫錢來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過著閒雲野鶴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們雖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質酒，“司業青錢留客醉”，看來在急難時也樂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難想像他最後生活上會落到走投無路、非在近大年夜時離家涉遠不可的地步。至於猝死無棺木收殮而裸葬，墓石竟沒有人書寫(卻又知其名諱)，只憑無鐫刻經驗的人的一把鑿子，這就更難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遠不及其“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說，彼時即使雪芹想要出門也已出不去了。或以為雪芹數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愈，故可以離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後之軀，未復強健，故不耐風寒勞頓，以至有此不測。其實，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僅僅是生了一場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終還是好了，那就不能說他死於這場病，敦誠也就不會在輓詩中特地加注說“因感傷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無誤的：他告訴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決不存在著痊癒的可能。這有敦誠輓詩初稿的兩句話可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敦誠感到雪芹過去對自己一直情誼很深，這次他病了，自己卻照顧得太少，沒有積極地去想辦法找一位名醫來將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覺得很對不起好友，心裡深深地內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間惟一的愛子殤於痘症後，便感傷成疾，數月來，一直委頓苟延於病榻之上，一病無醫，終於在甲申初“淚盡而逝”了。
至今並沒有發現張家灣是曹家祖塋所在的任何證據。雪芹死後，再遠遠地送到那裡去埋葬也是沒有理由的。若說那裡有曹家祖墳在而尚未發現的可能，雪芹又有歸葬祖塋的必要，特別是他家屬也有運送其靈柩繞城北而東行的經濟能力，那麼，殯葬前在京的諸親友又豈能不告知，何至於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戰骨餓殍?這也是絕對說不通的。三、曹雪芹死後葬於西郊
“墓石”在張家灣出現後，人們有種種揣測。特別是那塊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銘的石頭是如此之不像樣和不合乎常規，於是想像曹雪芹大概最後已窮極潦倒，迫於生計，不得不移居張家灣，投靠那裡的什麼親友;或者說因為借貸甚多，年關將近，為避催討，只好跑到張家灣去躲債，結果貧病交加，猝死在那裡，等等。但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曹雪芹晚年從北京城內移居西郊，確切的時間雖還沒有考出，但估計他在西郊住了大約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敦誠在喜峰口替他父親瑚做松亭關徵稅的差使，寫《寄懷曹雪芹》詩時，雪芹早搬到那裡住了。因而詩中有“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指雪芹居處)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語，又有“於今環堵蓬蒿屯”、“不如著書黃葉村”等句。此後，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終和他保持著詩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離別在京諸友後，張宜泉作《懷曹芹溪》詩，有“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等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長句記“別來已一載余”的雪芹回京後，在明琳的養石軒相遇呼酒話舊事。後又寫了《題芹圃畫石》詩。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誠贈雪芹及親自去西郊拜訪他的詩，現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鑿的卒年)雪芹在敦誠家西園興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園”演出敦誠改編的《琵琶行傳奇》，還寫了一首七律作題跋，現存“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又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據吳恩裕考，也作於是年三月。又在壬午年的一個“朝寒襲”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於當年除夕，則此時正該是“伊子殤，因感傷成疾”的時候，敦誠“遇雪芹於槐園”，作《佩刀質酒歌》，述得酒後“雪芹歡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邀其前來賞春飲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詩。同年或次年春夏間，張宜泉作《傷芹溪居士》詩。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
總之，曹雪芹最後六七年的生活軌跡，在他友人的詩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處，是一個近山傍水、叢林曲徑、極幽僻優美的山村。其友人寫到它的詩句，除稱“黃葉村”外，尚有“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等等，可知與張家灣一帶一片平曠的地勢環境截然不同。而這些環境描寫又前後始終一致，其中多數詩句還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該是最後兩年)寫的，根本沒有絲毫遷徙到北京以東的通州去居住的跡象。倒是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也可證明曹雪芹死前並沒有離開過西山。大概張宜泉聞噩耗比敦誠兄弟要遲，沒有趕得上在行殯葬之禮時寫一首輓詩，但他平時與雪芹倒有“一別三秋”的深厚情誼，故於春夏之間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藉此探望慰問亡友的家屬(寡妻)。只見門前池草曉露，室內琴囊劍匣，物是人非，觸景傷心。詩云：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
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
琴裹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末聯謂我再訪其家，已是“空山不見人”了。藏修地，語出《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專心讀書寫作的地方，亦即其居處。結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則雪芹最後病死在西山原來的居處還有什麼疑問呢?
或許有人會說，曹雪芹雖沒有遷居，但迫於生計，為什麼不可能因借貸、躲債或別的什麼不得不辦的事而在除夕前臨時到通州張家灣呢?我想，我們是否把曹雪芹的貧困想像得過於嚴重了。他的生活確實不可能寬裕，敦誠是說過他“舉家食粥酒常賒”，但理解詩也不能太實了。“舉家食粥”語出顏真卿著名的《乞米帖》，東坡還用此典寫詩說晁補上：“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酒常賒”，眾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債尋常行處有”詩意。總之，不能以為都是實寫。雪芹是尋學旁收、多才多藝的，豈能連養家餬口都成了問題!他生性高傲，“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所以才寧願“賣畫錢來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過著閒雲野鶴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們雖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質酒，“司業青錢留客醉”，看來在急難時也樂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難想像他最後生活上會落到走投無路、非在近大年夜時離家涉遠不可的地步。至於猝死無棺木收殮而裸葬，墓石竟沒有人書寫(卻又知其名諱)，只憑無鐫刻經驗的人的一把鑿子，這就更難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遠不及其“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說，彼時即使雪芹想要出門也已出不去了。或以為雪芹數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愈，故可以離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後之軀，未復強健，故不耐風寒勞頓，以至有此不測。其實，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僅僅是生了一場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終還是好了，那就不能說他死於這場病，敦誠也就不會在輓詩中特地加注說“因感傷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無誤的：他告訴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決不存在著痊癒的可能。這有敦誠輓詩初稿的兩句話可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敦誠感到雪芹過去對自己一直情誼很深，這次他病了，自己卻照顧得太少，沒有積極地去想辦法找一位名醫來將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覺得很對不起好友，心裡深深地內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間惟一的愛子殤於痘症後，便感傷成疾，數月來，一直委頓苟延於病榻之上，一病無醫，終於在甲申初“淚盡而逝”了。
至今並沒有發現張家灣是曹家祖塋所在的任何證據。雪芹死後，再遠遠地送到那裡去埋葬也是沒有理由的。若說那裡有曹家祖墳在而尚未發現的可能，雪芹又有歸葬祖塋的必要，特別是他家屬也有運送其靈柩繞城北而東行的經濟能力，那麼，殯葬前在京的諸親友又豈能不告知，何至於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戰骨餓殍?這也是絕對說不通的。三、曹雪芹死後葬於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