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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在香港這樣的空間還是不錯的﹖
我是深深的覺得，除非北京有民主，否則香港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民主的。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有限條件下，在這樣的政治框架下，香港還是有很多空間，開拓它的民間社會。政治的框框是死的，但在這框框之內，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了。比如說，如何變成一個讀書人的社會，如何開拓環保的公民力量的出現，如何開拓文化政策的研究，總之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因此，我不是那種認為政治框架是死的，於是什麼事也不去努力的人。
你的時代責任感很強，怎麼理解知識分子的知識和道德共同體﹖
以前的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士」，知識和道德是結合的，是一個整體概念。到後來似乎有點分開，知識越來越分門別類，走向「匠」，專注知識，而將道德從知識中抽離開來。我覺得這樣的發展並沒有錯。你是一個物理學家，你就應該在物理學知識層面做一流的學者，知識上要出類拔萃，當然是第一條件。不過，知識上出類拔萃的只是學者或專家，與我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還是有一點差別。我心裡會覺得知識上卓越，再加上道德層面的人格修養，當有人具有這樣的兩個條件的時候，包括人格的獨立，包括有眼光和膽識的質量。這樣的結合，才是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因此說，僅僅有知識還不是我們心目中所說的那種「知識分子」。
許多人說，你做人太認真，你是否想過要在香港扮演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我沒有思考過。其實我根本不想在香港扮演什麼角色。我只不過是跟著自己的性格走。當我看到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又觸動我，觸動我到某種程度時，我想用文字將我的觸動表達出來，我想，我也就只是這樣而已。如果我表達的這些文字，正好切中這個社會的某一根弦，它就發揮一種作用。我只是希望能用最準確的最好看的漢字，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僅如此而已。如果說剛好在這個社會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的話，那只是這些文章的力量。
讀你那些文章，總感受到一種俠氣，讀你寫家人的文章，又覺得特別的柔性，你是否感覺你身上的這一矛盾﹖
你說的那種「俠」，那是我性格的弱點。我其實充滿矛盾。每次假定說有演講或者記者會，這之前一小時，我往往會陷入一種憂鬱和痛苦之中，因為我內心很深很深的地方，是非常「老莊」的，很私人的，很不願意在台上、在鎂光燈前出現。但我也常常分析自己性格的矛盾，我性格中又常常有一種不自覺的儒家的哲學、看到一些事情就想寫想說的那種「俠」的部分，由於這種「俠」的部分存在，我就會去承諾許多事情，可是等到燈光打好了，要你出現的前一刻，那種老莊的性格又占了上風，於是我內心就非常難受，非常痛苦。
在網絡上有些人批評你，質問你為什麼不批評中國大陸的政府，你怎麼解釋﹖
對此，我有兩個想法。第一，在我這麼多年來接觸到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我特別尊敬他們的勇敢和堅持，可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大陸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現象，即很多「勇敢的」知識分子同時缺乏寬容，與我不一樣的就是我的敵人，很少人會尊重別人有不同的方式去抵抗、去抗議，他的方式也可能是採取電光石火式的，也可能是迂迴式的，甚至沉默也是一種抵抗，抵抗的方式有太多種，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養成背景和人格特質，因此做出不同的抉擇。我認為知識分子在追求自由民主時，第一個基本測驗不是你懂多少理論，而是，在你的親身實踐上，在你對待別人的態度上，是不是「寬容」。
寬容與自由同樣重要
作為一個充滿道德感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允許別人用不同於自己的方式去表達，這是有問題的態度。這種缺乏寬容，在我這「局外人」眼中，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身上看得特別明顯。知識分子要爭取的就是自由的寬容的、允許不同觀點的社會，而結果你在出發點上就把自己打敗了。應該說，只要基本理念一樣，那都是自己的朋友。如果你要求基本理念跟你一樣，而且要求連出招的方式都必須跟你一樣才是朋友，否則就是敵人，這是令人遺憾的。我雖然不至於和胡適之一樣說，寬容比自由重要，但我絕對覺得，寬容和自由一樣重要。
那麼第二個想法呢﹖
其實，我真正激烈批評北京的文章，大陸往往是看不到的，因為從前沒有網絡這個空間。到今天，還有文章連網絡也上不去。再說，好些文章，比如關於天安門事件，根本連中文版都沒有，我是用德文和英文發表的，因此中文讀者看不到。在大陸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應該擴大「統一戰線」。你只要都是嚮往自由的知識分子，何妨用最大的胸懷，去鼓勵那些跟你有一樣理想目標的人，允許別人用跟你完全相反的方式，邁向同一個目標。知識分子的博大胸懷，依我看，應該是知識分子的第一要件。
最近有沒有在大陸出新書﹖
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在中國大陸出書了。但是八月會先出版《孩子你慢慢來》的十周年紀念版和《野火集》二十周年紀念版，同時在八月六日的上海書展中演講，題目是《讀經，讀什麼經﹖》。因為大陸近來在辯論該不該讀經，讀儒家經典。我講的角度是對於現代的中國人與傳統之間可以發生一種什麼樣的關聯，探討傳統究竟是障礙還是一種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