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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德國國旗同時出現──幾千幾萬幅國旗在人們的手裡揮舞飄動。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以自己的國家『自豪』，其實，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以自己的國家『自豪』過──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揮舞國旗為德國隊加油的時候，好像納粹的陰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們突然發現──我們是德國人，是一體的。
「我這才發現，這次主辦足球世界盃，對德國人的『認同』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驚。」
這個十七歲的德國青年以一種最天真的方式認識了政治領袖們非常明白的一種規則：成功地主辦國際體育競賽可以給國民帶來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會辦得風光，人民會以他所屬的國家為榮;國際競技所帶來的「同舟共濟」和「同仇敵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卯足了勁在競爭重大國際競技或博覽的主辦權，除了經濟考慮之外，這「凝聚認同」、給國人光榮感的政治考慮，是一個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經理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什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樞紐，變成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元首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他回報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元首，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小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