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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份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份。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份，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份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時，彷佛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扣店、拉煉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煉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煉，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型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一個警察的背後
⊙ 龍應台
本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孩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台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台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 341個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台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那「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有人做過比較和追蹤，做過查核和監督嗎?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