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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大陸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時期，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台灣開始了它的民主化進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過去相比，可以說都是翻天覆地的進步。這種進步導致它們在逐步努力消除敵對，在相互走近。從經濟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麼，是不是它們之間今天就已經沒有壁壘，可以順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無事，而是如趙剛所批評的那樣，反是龍應台的文章，在增設“和解的壁壘”?
兩岸都進步了。進步的內容卻並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話來檢驗，兩岸進步的本質差異立現。
大陸政治制度的進步，還沒有走到從文明社會能夠接受的底線躍出的那個關鍵點。龍應台的《台灣》一文，試圖介紹台灣如何走出“廢除奴隸制”這一步的經驗，希望成為大陸的借鑑，這是龍應台的本意。因為制度的差異，造成思維方式的差異，也就必然導致理解的差異。在龍應台看來，這才是兩岸和解的壁壘。這其實不深奧，道理很好懂。你說兩岸文化相同，血濃於水，理應成為一家人，現在分作兩家，太不近人情，這是大敘述。可是，落實到具體問題，就是龍應台說的小敘述，我自己小家庭過日子，不管怎麼說，過得自由自在;看看那個大家庭，說是批評家長輕則要受罰，重則要沉潭，我當然不敢捨命合進去。
台海兩岸這場討論，和美國當年的南北討論很相似，雙方雖然討論同一個“統一”問題，話題卻是錯位的。一方說專制太蠻橫，另一方說，民主社會有那麼多問題，專制社會也在經濟起飛，也有進步。龍應台看到了這場錯位討論的荒誕性，相互交流大敘述和小敘述對不上，明曉關鍵在制度差異。回頭看看，要台灣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勸退的門也沒有。於是，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台灣人走過的“來路”介紹給大陸，希望此岸與時俱“進”，走出專制，使得對話的壁壘，自然坍塌。我想，這是龍應台的本意。
三
趙剛批評龍應台的一個有力論據，就是在龍應台主張的東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國的定語，頗俱殺傷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語”上，令讀者不再深究龍應台主張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它直刺人們的民族自尊心，人們只是隨著趙剛的指引，開始問：“我們為什麼要舶來的價值觀”，更何況，這舶來品還是來自於我所討厭的美國。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話題：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價值觀。照今天的時髦說法，是不是有普世價值。說它悠久，是因為這個問題的誕生遠在美國誕生之前，它在兩千年前就有了。
兩千年前的羅馬人西塞羅老頭，他講了一句話，曾讓我大吃一驚。他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會象人那樣，彼此之間如此相象。他認為，若究根究底，人與人之間，就象一個人自己跟自己那麼相似。我看了之後，本能的反應就是意見不同：這怎麼可能，人和人之間差別太大了。
原來，西塞羅是在試著探討人的“自然本原”的狀態。他要刨去人在社會中長出來的枝枝椏椏，追蹤到人還象亞當夏娃那樣，很純樸地站在伊甸園裡，還沒有被社會文化侵染之前的狀態。這種對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麼意義?原來，這位兩千年前的羅馬律師和政治家，試圖從人的自然狀態，找出人類社會的自然法觀。
一旦進了伊甸園，你會發現西塞羅還是很有道理。仔細打量，人和人之間，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絕對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說，只要是個正常人，就沒人願意自己被殺被搶的，沒人願意當奴隸的，沒人願意別人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的，沒人願意發表一點意見就被關起來的，等等。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狀態。人要維護自己這樣的生存狀態，就是維護人的“自然權利”。這權利與生俱來。就剛才那簡單的幾個“不願意”，已經隱含了生命的權利，平等的權利，人身自由的權利等等。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羅在兩千年前已經認定，法律不是什麼人隨便說了算的，就算憲法也不是立法機構通過了就算數的。它的後面，必須還要有“自然法”。鑑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實很簡單。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句話。我們只要把立法者放進去試試，就知道這“法”是否正義。比如說，你打算立法，規定說，只要執法機構願意，某人沒犯罪也能把他給抓起來。那麼，最簡單的測試辦法就是，對立法的那傢伙說，假如你沒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給抓起來，你覺得可以嗎?假如你認定別人不可以這樣對待你，你對別人這樣立法就肯定“不正義”。
在人們發現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相似的時候，不僅是法律基礎，價值觀問題也迎刃而解。本質如此相同的人類，說是完全沒有共同價值觀，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個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可是，也終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類共同的。
所以，另一個比西塞羅還要早的羅馬老頭狄摩西尼說，“每一種法律都是一種發現”。法律不是胡編亂造、隨心所欲的，正義的法律是對自然法的發現。我想，正義的社會制度也是如此。人類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的確認，也同樣是一種對人性的逐步“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