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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天真，所以我們認真，愈天真的人，愈認真。當社會繁榮到某一個程度，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回過頭來跟他較真，試圖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義究竟在哪裡。
你再怎麼天真也不能不看見漫天的蜘蛛網，不能不聽見鬼魅一樣的嘆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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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局新聞稿
發稿日期：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撥開歷史的迷霧––黃榮燦墓勾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記憶》
走進“二﹒二八”紀念館，一幅震懾人心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令人印象深刻，卡車上滿載荷槍的軍人托著槍桿，向跪地求饒的小販們威嚇，私菸散了滿地，驚恐溢於言表。這幅畫被視為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聖畫”，也常在民主運動中使用，但作者姓名卻總被隱匿。很少人知道這是一位來自四川，年方 29歲的年輕版畫家的創作，但火熱生命卻亡魂於白色恐怖中，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被人發現葬身處。
11日上午，龍應台以文獻會主委身份，會同日籍學者橫地剛、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吳澍培等人，赴六張犁公墓探視木刻家梅丁衍在六年前於荒煙漫草中找到的黃榮燦墓址。黃榮燦，木刻版畫家，四川重慶人，民國三十四年自大陸來台，任職師大美術系，作育英才無數，作者當年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作品“恐怖的檢查”是現存極稀少紀錄“二﹒二八”事件景況的美術作品。“二﹒二八”之後，黃榮燦並未逃離台灣，相反地仍積極活躍藝壇，遇害前還在中山堂舉行現代畫展，被喻為台灣第一位研究抽象畫派者。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因匪諜嫌疑於馬場町被槍決，事件發生後，不僅幾位美術系老師合開的美術研究班草草結束，畫壇寫實主義也隨之夭折，一位當時正在影響台灣近代美術發展的巨擘自此殞落。
半個世紀即將過去，民國八十四年發現黃榮燦先生埋骨的六張犁公墓，當地統計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墳冢達兩百多座。逝者已矣，但歷史不容空白，龍應台表示，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台灣文化協會、乃至於更早的芝山岩事件、清代義冢，一段段清楚的歷史切片，都給人很大的省思空間。黃榮燦用他火熱的藝術生命走訪蘭嶼原住民，並用心描繪當時生活在貧困中的底層民眾生活，帶來具有人道關懷的寫實主義畫風，非常具有啟發性。龍應台希望透過嚴肅的歷史，使規劃中的紀念公園還原白色恐怖的史貌，也讓台北人學會逃脫紛擾的爭論，用更寬廣的文化胸襟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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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局新聞稿
發稿日期：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魂葬六張犁––文化局將指定白色恐怖“亂葬崗”為歷史建物》
民國四十一年苗栗客籍人士徐慶蘭因叛亂被逮捕，同年8月於馬場町刑場被槍決，此後屍首即不知去向。直到民國八十二年5月28日，才被他弟弟曾梅蘭鍥而不捨地在六張犁公墓的竹叢里找到埋屍處。經過整理，當地一共發現兩百零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隱沒近半世紀的歷史，終於又重新出土。
文化局長龍應台17日下午會同台大歷史系教授王曉波、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中原建築系教授憲二，前往六張犁公墓頂會勘白色恐怖墓冢的歷史保存價值。母親被當作“匪諜”遭槍斃的王曉波教授表示，戰後國際冷戰，從1949到1954年之間，國民政府進行言論管制，處決許多異議分子，六張犁公墓所淺淺掩埋的這批冤魂，都是當年槍決後沒有家屬領回埋葬的受難者。
上周二文化局才在此就版畫家黃榮燦事跡進行回顧，墳地現場雖經受難者家屬稍做整理，但保存狀況並不理想，現場也沒有任何歷史的說明，文化局希望經由歷史建築或古蹟的指定，確認這批墓冢的保存範圍與文化價值，讓白色恐怖歷史出土，具有正面的文化意義。
龍應台表示，今天的指定有三層意義：第一是打破過去只從“建築”或“美學”的觀點來認定古蹟或歷史建築，而從歷史的眼光，使所謂 “文化資產”的內涵更深厚﹔第二是把陰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記憶，轉化為積極的歷史教育場所，讓下一代人透徹認識國家的濫權所可能帶來的災難後果﹔第三層意涵則是把受難者的亂葬崗納入文資法的保護對象，避免遭到可能的破壞。
文化局在指定歷史建物的法定程序完成之後，將協助社會局把亂葬崗保存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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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發布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照片，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行特展。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客觀看待不同政治顏色的獻身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都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