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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它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里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里，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齊其它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蕩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里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大陸，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準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