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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呢?」
「他們大概以為我們要打架，就趕快說『對不起』。跑走了。」
「為什麼，」晚餐桌上，我的少年問我，「都已經六十年了，歷史好像還沒有過去?」
那是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天，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談我們個別讀到的文章。當天國際新聞有一個焦點：二月十三日是德瑞斯登大轟炸六十周年，德國右翼份子將在德瑞斯登舉行大遊行，紀念被盟軍炸死的亡魂，也企圖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國是「被害者」的形象，以爭取選票。德國政府則擔憂右翼勢力的崛起和擴張，步步為營地試圖防堵。
一九四一年，英國空軍有人建議，要用地毯式轟炸來摧毀德國的城鎮，才能真正斷折德國的戰鬥士氣。這是一種「恐怖戰」，在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為對德作戰策略。英美盟軍用的是一種「暴雷火」攻擊;飛機對準大城市拋下大量填滿高燃度化學品的「火彈」。當城市陷入火海時，著火區上方溫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層的冷空氣迅速侵入，人，便被火海捲入。
一九四五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選中了，城內除了原有的六十五萬人口之外，還有幾十萬難民的聚集。在德國投降前三個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轟炸了整整兩天，死亡人數究竟是三萬五千還是十萬人，歷史學家到今天也說不清。
對德瑞斯登的轟炸屠殺，是不是一種「戰爭罪行」呢?英美盟軍是不是該受譴責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沒有權利為自己受難的親人哀傷或憤怒呢?憤怒的對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國自己，還是丟下「火彈」的英美聯軍呢?如果是對自己，六十年的懺悔和自我鞭笞夠不夠呢?如果是英美，那麼被德國飛機所炸死的人──蘇聯就有五十萬人因德機轟炸而死，又該對誰憤怒?如果德瑞斯登的轟炸是一種罪行，那麼廣島和長崎要怎麼看呢?如果全世界都要德國為歷史賠償賠罪，那麼日本又以什麼標準可以被容許不賠償賠罪呢?
二月十三日當天，德瑞斯註銷現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別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禱和平。右翼份子遊行，要英美承認錯誤。左翼份子聚集，反制右翼份子，圍堵新納粹主義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試圖掌握歷史的解釋權，因為歷史怎麼解釋，決定了權力的去處，也決定了未來的日子怎麼過。
「當我們這一代變成總統和總理的時候，」華飛說，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會怎麼解釋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二零四五年，少年五十五歲的時候;但我已經看見，歷史仍沒完。
之二
德瑞斯登大轟炸五十周年紀念的當天，德瑞斯登的男女老少胸前別上一朵白玫瑰，緩步來到廣場上。當年的「敵國」── 美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派出了他們的大使，來紀念這個黑暗的日子。幽幽的銅管樂聲響起，有人流下了眼淚。矗立在古城中心的聖母教堂，一磚一石地重建完成，在嚴寒的夜裡亮起美麗的燈火。倫敦送來一件珍貴的禮物：一個十字架，用中世紀的釘子打成。十字架來自另一個教堂──一九四零年被德軍轟炸成廢墟的英國 Coventry教堂。
兩邊的人開始對話。當年坐在飛機里往下丟炸彈的英國兵說，他就是負責丟炸彈，專心丟炸彈，丟完任務就完成了，沒想到，一回去，邱吉爾就說，轟炸平民是不應該的，這種指責，持續了六十年。當年在地面上躲避戰火而倖存的德國人說，他的家人被炸死;屍體燒焦的刺鼻氣味到今天還在他的鼻孔里。兩個都是八十多歲的人了，聲音分外蒼老。
歐洲的二零零五年，可不尋常。從去年的諾曼第登陸紀念，到德瑞斯登大轟炸，緊接著是五月八日，德國投降、歐戰結束的日子。六十年是個難得的整數，歐洲人停下腳步，細細盤點自己的歷史。
二零零五年對亞洲人而言，又何嘗尋常?四月十七日，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一百一十周年。八月十五日，是太平洋戰爭結束六十周年。八月三十日，英國軍艦來到香港，香港重新成為英國殖民地。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回歸中國。哪一個日子不蘊含著千絲萬縷的哀傷和憤怒、悲情和羞辱、傲慢和偏見?當日本人在八月六日和九日為廣島和長崎的六十周年哀悼時，中國人應該憤懣還是同情?當八月十五日來到時，中國人又是否有能力，除了過度簡單的反日情緒之外，探索自己民族的靈魂深處?香港人如何解釋這一天自己的歷史處境?台灣人，在身份錯亂的悲情里，又釐清了多少層歷史的謊言?
我不抱什麼期望。我不認為中國人對歷史夠在乎，夠誠實，夠氣魄，因為，不必等到四月十七或八月十五，看看一月二十就知道。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一江山戰役五十周年。一江山是浙江外海大陳列島中的一個一點五平方公里大小的島。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首次以陸海空「三棲」作戰方式，派七千名兵力展開全面攻擊，而國民政府的島上守軍只有七百二十名。在歷時六十一小時十二分鐘狂烈的戰火之後，四千多名中共的官兵戰死，七百二十名國軍官兵全部陣亡── 數字，當然是政府說的。指揮官王生明和大陳長官最後的通訊是：「現在敵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裡有一顆給我自己的手榴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