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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沉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 龍應台
文章摘要: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作者 : 龍應台,
發表時間：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里，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涌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里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里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