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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語。連耳語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兒子被吉普車帶走了就沒再回來。但是，連他的父母都不吭聲。做父親的照樣上船捕魚，做母親的赤腳坐在地上修補漁網。那是好大一張網，鋪開來可以蓋住一整條船。小孩鬧著玩鑽進去，一被纏住，怎麼扯都脫不了身。
1972年，我讀大學二年級。突然幾個同學不見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給抓走了”，是我聽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後的幾十年，事情沒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來過。
我們過著正常的、幸福的、嚮往未來的日子：讀書，考試，畢業。戀愛，留學，結婚。還有，我們繼續愛國，支持我們的領袖。小小的蛛絲馬跡，確實被我們看見，譬如說，報紙新聞版上時不時就出現一則豆腐乾大小的方塊：“勾結奸匪媚敵求榮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陽光下的蜘蛛網，我們把它撩過，抹淨了臉，繼續熱切地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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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扔進黑暗裡的人們，則繼續腐爛。究竟是些什麼人，被國家扔進了黑暗?
是王志鵬這樣不識字的馬祖漁民。在1965年7月的一個早上，因為天氣特別清朗，王志鵬說，“今天氣候很好，風向、潮流也不錯，開到大陸很近。”船主聽見了，馬上去報告，王志鵬變成“叛亂犯”。
判決書說：“……按共產匪徒竊國以來，禍國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陸愛國同胞，無不以生命為賭注，衝出鐵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員竟愚昧無知，投匪妄舉實可憫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員知慮淺薄，本於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減輕從寬處有期徒刑五年，以為試法者戒。”
是中學英語老師柯旗化。一整代人讀他所編寫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學、留學，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因為思想“左傾”而被監禁17年。罪證之一，據說，是他所擁有的《湯姆歷險記》，作者是馬克﹒吐溫，和“馬克思”有關係。都姓“馬”。
是進步青年林書揚和陳明忠，參與了反貪官污吏的民眾運動，一次一次被逮捕，林書揚被關了35年，陳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是關切勞苦大眾的作家陳映真，是台大醫生郭□琮，是作家和編輯柏楊，因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畫。
是知識青年大學生，我的同代人，因為他們私下組成讀書會，研讀《資本論》，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滿，已經有人在牢里成為精神病患者。
當然還有真正的“匪諜”，譬如朱諶之，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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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很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大概有14萬人。司法院的數據更高，政治案件達六七萬件，如果以每一個案件平均牽連三個人計算，那麼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如果把這些人的家屬和親人算進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萬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報紙上那豆腐乾大小的新聞背面，藏著什麼樣的現實：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至少殺害了四千多人，監禁了8000個以上的“匪諜”，而所謂“匪諜”，真正的共產黨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裡糊塗不知所以被構陷的小市民。貧窮的50年代，一個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檢舉“匪諜”的獎賞卻可能高達20萬元。
制度，鼓勵構陷。制度，創造冤假錯案。
1984年12月，台灣最後兩個政治犯走出了監獄﹔坐滿了34年零7個月的思想監獄，他們走進陌生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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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多“無辜”的人受難，是因為，主事者必須“濫殺無辜”才能達到他要的震嚇效果：只有在無辜的人也會遭難時，人們才會真正的心生恐懼，才會屈服。
同時，主事者相信自己動機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標的正確。“台灣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於台灣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應該一面有死守台灣的決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陸的決心……假如喪心病狂，竟與奸匪相勾結，……那就真正死有餘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報》社論)
為了一個自認“崇高”的目標，整肅意見相左的人，不惜濫殺無辜，以製造震嚇效果，是民間做的，叫做恐怖主義。政府為之，叫做國家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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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萬的人，本來應該是我們尊敬的老師、倚賴的同事、寵愛的子女、依戀的情人，卻在我們看不見、聽不見的角落裡嘆息、哭喊、瘋狂，流血，倒地時滿口塵埃。而同時，我們在校園的陽光里追求個人的幸福，經濟在起飛，社會在繁榮，國家建設在大步開走。
你幾乎以為，那些未經審判就被槍斃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漸腐爛的人，是社會進步必付的代價：以他們腐爛的屍體來肥沃我們的經濟發展。
可是有一個問題還是避不開的：我們長期默許黑暗的存在，是因為我們天真。在我們的天真里，那掌權者所教給我們的價值，仍舊是公平、正義、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須這麼教，否則他無法令我們相信他目標的崇高和正確。然而，我們是認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