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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儘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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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民主大道四公里——為香港人喝采
⊙ 龍應台
從灣仔到中環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氣候史上據說是一百二十年來最熱的一個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溫，加上揮發不去的熱帶濕氣，使得這一天的香港像一個沒有排氣孔的紅火騰騰大蒸籠。人在街上走著，棉衫濕搭搭黏在身上，汗水鹹鹹流進眼睛，毛髮在蒸發冒氣，額頭髮昏，兩頰發燙。
人們是有備而來的：白色上衣，短褲，球鞋，頸間一條毛巾擦汗，背上一個背包裝水。做父親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親的推著嬰兒車。最多的，是三十歲上下的男子，臉龐還有年輕人線條分明的稜角，眼裡卻透著一種篤定和安靜。香港人的平均年齡是三十七歲，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這個島城的香港人在同一個時刻全走出了家門，走到了街上，讓你看見。
人潮像一條坦坦蕩蕩的大河，像一灣沉沉鬱郁的火山岩漿，緩緩流動。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鐘，道旁景觀一變。紅紅綠綠的招牌──「西貢湯河」、「宗親總會」、「氣功推拿」、「美心西餅」……突然變成現代摩天高樓──太古廣場、力寶大樓、中國銀行、滙豐銀行、長江集團中心、萬國寶通銀行，而這七一行走的終點，是政府總部。四公里路，從充滿底層市民生活色彩的灣仔，經過象徵資本主義和強勢全球化運作的中環，到突起在山岡上往下俯視的、代表統治權力的政府，我發現，啊，這條遊行路線本身難道不就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宣言嗎?
香港人的「冷」
我在羅馬看過幾萬人反戰的遊行，在莫斯科看過數十萬人要求民主的遊行，在東柏林看過上百萬人要求民主統一的遊行，在北京看過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遊行，在台北看過大選前大選後的造勢和抗爭集會，沒有一個城市的集會遊行像香港這樣靜，冷。
羅馬的遊行有嘉年華會的熱鬧;人們跟著熱情的音樂節奏邊跳舞邊行走。莫斯科和東柏林的遊行像颱風來襲前刻的沉重抑鬱，一觸即發前的緊張凝聚。北京的八九遊行有一種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傳染似的同盟情感。台北的集會，在選前是熱情澎湃，在選後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聲汽笛和鍋碗瓢盆不足以表達心情的激越，加以擊鼓，加以敲樂，加以奮不顧身的吶喊狂號。
香港人，靜靜地坐地鐵而來。地鐵車廂中，從衣服、從背包上「董建華下台」的貼紙，看得出一車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靜靜地等候出發。隊伍經過教堂，有人發送礦泉水，送的人不說什麼話，接的人也不言謝。人們肩並肩走在街上，除了時不時幾聲「還政於民」的呼喊，卻並不拉幫結派、交頭接耳，不唱歌，不起鬨，不喧譁;原來就互不相識，現在也不特別熱絡。各走各的，好像專心在辦好一件事情。走到終點政府大樓前，也沒有特別的激動。事情完成，轉身去找冰果店，然後坐地鐵回家。地鐵車廂中，滿滿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靜靜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燭光集會，有人垂淚，有人默哀，但是沒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說他「冷」嗎?「冷」的人會在華東水災時做那樣熱烈的人道捐款嗎?「冷」的人會在六四時那樣認真執著地組織救援嗎?「冷」的人會在台灣大地震時那樣慷慨地解囊付出嗎?
「冷」的人會在三四十度的高溫下一語不發地埋頭走完四公里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