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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里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里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里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琇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劃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刪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里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里……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萣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劃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