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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歡樂和悲傷
◎文/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人知道台灣人所說的 「五年級」、「六年級」是什麼意思。我也好晚才明白，出生於公元一九五三年，即民國四十二年的我，和龍應台同為「四年級生」。
許多年，同代人互不相干。民國五十二年，龍應台是屏東鄉下的小學生，在漁村可以望見大海。海那邊，有個小島叫南麂。一九六三年，島上有一名暑期前來看望解放軍父親的小學生錢鋼。一天，尖厲的警報聲響起，台灣空軍RF-101戰機(我們喊它「妖洞妖」)突然臨空，槍炮大作，我在山路上倉皇奔跑，哨兵大喊：「臥倒!」「臥倒!」
海，製造過一代人的心驚，區隔出迥異的人生。終於有一天，帶著無數的歧義和謎團他們相遇，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瞬間迸發。一九九三年，在德國法蘭克福近郊「空堡」(Krongburg)鎮我第一次見到龍應台，她對小兒子說：「飛飛，這是北京來的錢叔叔。」我好奇她的發音，「叔叔」作「上聲」即第三聲。
哦，台灣，我想。
龍應台的名字和《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即大陸版《野火集》)在我們這岸「登陸」，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然而細梳那些年的經歷，我想起當時對我們震動更大的台灣文字，卻是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那是一個盛行「宏大敘事」的年代，我們懷著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面改造中國的弘願，急迫地渴望制度巨變和文化顛覆。龍應台的文字讓許多大陸人怦然心動，但也就在同時，電視片《河殤》對「黃色文明」的清算和對「藍色文明」的期盼正傾倒萬千青年。八十年代台灣的「野火」，在激盪的八十年代大陸，算不上熾烈。
跨過深深的斷層，走到九十年代。六四後的低谷期，一切推倒重來。我籌辦《三聯生活周刊》，參與了傳媒商業化(也是「海外資本進入中國傳媒」)的最早嘗試，也因此有機會去德國考察。說來丟人，最初聯絡龍應台，竟是為了麻煩她幫忙訂回程機票(見識不廣的我們，偶到國外，就是這樣侷促)。龍應台對我的幫助，就從我數馬克、取機票開始。
回想她對中國傳媒十多年熱忱參與和無私援助的那個起始點，竟全是瑣碎的細節。記不得在最初的交流中她對我談過「警總」、「黨外」，也記不得她說起過「新聞自由」、「第四權」。到達她居住的小鎮，先是隨她到鎮圖書館給兒子借書(一個小學生能看好重好重一口袋書呀，我驚訝)，然後是看她給四個孩子做晚飯(有兩個鄰居孩子要例行共進)。餐後，招呼三個孩子就寢(鄰家女孩帶來牙刷睡衣例行共眠)。一切就緒後，本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她斟了兩杯紅酒，抱來一大堆《明鏡》和《明星》，應我的要求，給我講解德國傳媒。
從雜誌編輯部構成、欄目設置、封面故事、公眾來信到定價和廣告，龍應台不厭其詳。我們談到凌晨。早上，幾乎沒睡多久的她開車送孩子上幼兒園、上學，而後要趕去外地開會。我請求和她同行，在半日車程的列車上繼續交流。
有時，最鮮活的記憶，是印象而非實事，是氣息而非邏輯。對我來說，那次「訪龍」，對我這十多年摸爬滾打投身中國新聞變革有莫大的意義。「空堡」之行，更多的，是收穫了一種狀態：沉靜，耐心，不懈。我得到種子。我看到西方民主曾有過的漫長而崎嶇的歷程(龍應台常建議到法蘭克福的大陸朋友，去聖保羅教堂看看，那裡是普魯士議會政治策源地的遺址);從「空堡」小鎮看到民間小區的一角、看到教育和文化;當然我還看到這「活龍活現」的個人。我十分敏感兩岸同代人的差異，所以對龍應台的視野、她待人接物的舉止、她在「媽媽/作家」雙重角色中表現的活力印象深刻。
就這樣龍應台出現了。她站在我們身旁，用溫暖的目光為中國傳媒加油，加入我們的群落，和我們一同生長。這是日復一日的涓滴匯聚，一釐一毫的緩慢推進，縱使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一九九八年，我主《南方周末》筆政，不到一年，就有十餘篇「龍文」在我們的報紙刊出。她談電影，談文學，談環境，談國際事務，一個核心是，談文明。她的文章，成為那一時期《南方周末》「一紙風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她甚至還曾來到廣州，親眼目睹我在報社夜班看大樣，看我抓撓頭皮，和宣傳官苦苦周旋。
當我不再是《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她也不再是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感謝上蒼!我們竟然又成為香港大學的同事。「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的一位位訪問學人--來自中國傳媒的優秀記者、編輯們，成為她的新朋友。他們在龍應台的家中看大海的豪雨白浪，沿九重葛怒放的小徑一同行山。朋友們尊敬她，卻無須仰視。她善解人意，明了他人的處境，體諒歷史的封閉給朋友造成的缺損--知識的，性格的。她更願意傾聽，對大陸的歷史和現實充滿探尋的興味。她總是說：「你告訴我……」「請你解釋……」「我還不明白……」。也就在這一遍遍的問詢和信馬由韁的交談聲里，她思緒飄飛。卸任政務官後的龍應台，在大陸、台灣、香港和整個華人圈，引發了一次次更遒勁的思想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