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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不在一個平台上。但是，站在台灣的高平台上，你也無法放鬆，而且絲毫不覺自豪──民主的陷阱，何其多也。
十五歲的史觀
⊙ 龍應台
十五歲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國瑞士國際學校上學，每天搭乘印著“德瑞學校”校名的專車上下學。德瑞學校的德語學生其實主要來自三個國家：奧地利、瑞士、德國。“今天又發生了。”進門他就說，放下了書包。
他說的是，德瑞校車和一輛英國學校的校車在半山上擦身而過。英國學生在車內一看見德瑞校車，就對著德瑞學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後就東歪西倒地大笑。
“那你們怎麼反應?”我問他。
“同學們都很氣啊。”他邊脫球鞋邊說，“可是也沒辦法。車子一下就過去了。”
如果不是“車子一下就過去”，我知道少年們有群架要打了。在赤柱的足球場上，在淡水灣的沙灘上，孩子說，有些英國學生只要看見是講德語的人，就會把手舉起來，發出挑釁的喊叫。有些德語學生就會一邊怒罵，“媽的，希特勒跟我有什麼關係”，一邊生氣開始追逐。
“有一次，在麥當勞，”華飛說，兩個英國學生，聽見我和一個朋友說德語，就把手舉起來，衝著我們喊“嗨希特勒”，我們就走過去，說，“你們是什麼意思?”
“他們呢?”
“他們大概以為我們要打架，就趕快說‘對不起’。跑走了。”
“為什麼，”晚餐卓上，我的少年問我，“都已經六十年了，歷史好像還沒有過去?”
那是2005年2月13日。星期天，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談我們個別讀到的文章。當天國際新聞有一個焦點：2月13日是德瑞斯登大轟炸六十周年，德國右翼分子將在德瑞斯登舉行大遊行，紀念被盟軍炸死的亡魂，也企圖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國是“被害者”的形象，以爭取選票。德國政府則擔憂右翼勢力的崛起和擴張，步步為營的試圖防堵。
1941年，英國空軍有人建議，利用地毯式轟炸來摧毀德國的城鎮，才能真正斷折德國的戰鬥士氣。這是一種“恐怖戰”，在1942年正式成為對德作戰策略。英美盟軍用的是一種“雷暴火”攻擊;飛機對準大城市拋下大量填滿高燃度化學品的“火彈”。當城市陷入火海時，著火去上方溫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層的冷空氣快速侵入，人，便像油煙被抽風機吸入一樣，被抽入火海。
1945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選中了，城內除了原有的六十五萬人口之外，還有幾十萬難民的聚集。在德國投降前三個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轟炸了整整兩天，死亡人數究竟是三萬五千還是十萬，歷史學家到今天也說不清。
對德瑞斯登的轟炸是不是一種“戰爭罪行”呢?英美盟軍是不是該受譴責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沒有權利為自己受難的親人哀傷或憤怒呢?憤怒的對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國自己，還是丟下“火彈”的英美聯軍呢?如果是對自己，六十年的懺悔和自我鞭笞夠不夠呢?如果是英美，那麼被德國飛機所炸死的人——蘇聯就有五十萬人因德機轟炸而死，又該對誰憤怒呢?如果德瑞斯登的轟炸是一種罪行，那麼廣島和長崎又怎麼看呢?如全世界都要德國為歷史賠償賠罪，那麼日本又以什麼標準可以被容許不賠償賠罪呢?
2月13日當天，德瑞斯註銷現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別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禱和平。右翼分子遊行，要英美承認錯誤。左翼分子聚集，反制右翼分子，圍堵新納粹主義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試圖掌握歷史的解釋權，因為歷史怎麼解釋，決定了權力的去處，也決定了未來的日子怎麼過。
“我們這一代變成了總統和總理的時候，”華飛說，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會怎麼解釋德瑞斯登呢?”
那可能是2040年，少年五十歲的時候。
冷酷的政治盤算
⊙ 龍應台
之一
十五歲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國瑞士國際學校上學，每天搭乘印著「德瑞學校」校名的專車上下學。德瑞學校的德語學生其實主要來自三個國家：奧地利、瑞士、德國。「今天又發生了。」一進門他就說，放下了書包。
他說的是，德瑞校車和一輛英國學校的校車在半山上擦身而過。英國學生在車內一看見德瑞校車，就全體高舉起右手，對著德瑞學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後就東歪西倒地大笑。
「那你們怎麼反應?」我問他。
「同學都很氣啊。」他邊脫球鞋邊說，「可是也沒辦法。車子一下就過去了。」
如果不是「車子一下就過去」，我知道，少年們有群架要打了。在赤柱的足球場上，在淺水灣的沙灘上，孩子說，有些英國學生只要看見是講德語的人，就會把手舉起來，發出挑釁的喊叫。有些德國學生就會一邊怒罵，「媽的，希特勒跟我有什麼關係」，一邊生氣開始追逐。
「有一次，在麥當勞，」華飛說，「兩個英國學生，聽見我和一個朋友說德語，就把手舉起來，衝著我們喊『嗨希特勒』。我們就走過去，說，『你們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