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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龍應台

  邀請馬英九市長來港大演講,我是「當事人」,「當事人」不能兼評論者,因此我自己取消了自己「兇悍」評論的權利,這篇文章僅只是一個「當事人」的感觸。

  我在港大設計了一個論壇,取名「思索香港」,英文是「Rethinking Hong Kong」;為什麼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

  因為在經過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之後,香港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文化定位。因為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後,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認同。因為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趨勢里,香港需要尋找自己地位的獨特之處,加以發揮。因為在全球化的衝擊中,城市的主體性被突出而國家的界線變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運用自己的城市優勢。

  在這樣的思維下,「思索香港」論壇的第一講是龍應台的演講:「香港,你往哪裡去?」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坦誠地、全面地,當然也是偏頗地,提出我對香港文化與政府的批評。第二場則邀請了廣州、台北和香港兩岸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編面對面討論「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就三個華人城市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文化條件,交錯視野,放眼看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前景。

  馬英九的演講,是「思索香港」的第三場。「從台北看華人城市的興起」是他自己訂的題目,意圖從台北的文化發展軌跡來眺望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吉隆坡等等城市的交流和結盟可能。他準備談在都市發展的同時如何求得古蹟的保存,準備談市政建設如何不忽略人文的關懷,準備談文化在政治和官僚行政里應該占有什麼地位。港大同仁甚至將香港西九龍的剪報數據傳真給他,以便他更深刻地了解香港本身正在關注的問題,他的演講或許可以為香港帶來最實際、最切身的參考價值。

  平常發出的邀請信函,忙碌的香港人會遲遲回復;馬英九的演講邀請函一發出,回函搶著進來。人們生怕一遲就得不到位子。口耳相傳,沒收到邀請函的人紛紛來電話索位。空氣里有一種期待。

  所有,所有的努力都無法挽回港府的決定。作為「思索香港」論壇的主其事者,我是不是也要像別的當事人一樣,說一句外交辭令「深表遺憾」呢?

  不只遺憾。我覺得心痛。馬英九來不來香港其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從這件事情的決策過程,可以看得出香港政府的承擔和格局在哪裡,可以看得出北京處理兩岸政策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在哪裡。

  如果「拒發籤證」的決定是北京做的,它就很粗糙地暴露了港人治港是一個虛假的幌子,暴露了「一國兩制」其實只有「一國」沒有「兩制」。如果媒體的揣測是正確的──馬英九因為批評了「反分裂法」或者因為對陳水扁的「正名」運動不加撻伐而遭排拒,那就顯出北京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人心所思完全地盲目無知,鴻溝之深,令人駭異。

  台灣人對中國的情緒里,因為每個族群歷史處境的不同而混雜著從淺到深的多色調的情感,從強烈的愛戀認同到強烈的排斥敵視;再加上,民主的開放體制使得「尊重不同政見」已經被大多數台灣人接受為最高的道德價值,因此台灣人的「統」和「獨」的立場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綜合體,不是任何一個斬釘截鐵的簡單陳述可以概括的。堅決「獨」的人很可能深愛中國文化;主張「統」的人很可能強烈反共;支持陳水扁的人很可能非常具有國際觀;投票給國民黨的人很可能極為鄉土。愛馬英九的人很可能痛恨國民黨,痛恨陳水扁的人很可能支持民進黨。「藍」和「綠」裡頭摻了「黑」與「白」的認知以及對「紅」的濃度。北京是否了解這個複雜的光譜,又是否嚴肅地估算過,拒發馬英九簽證,給台灣人送去什麼樣的訊息?它使台灣人更認識到北京的文明程度嗎?

  人心,是蠶絲和鐵絲的交織揉合,政治的藝術就是一種細微的、體貼的、深刻的、抽絲剝繭的能力。北京的決策者不認識到這個基本原則,簡單的眼中只看到鐵絲,看不見蠶絲,但是把蠶絲當鐵絲硬扭,在別人眼中簡單就變成野蠻。兩岸的前景,令人憂慮,令人悲傷。

  如果拒發籤證的決定是香港做的──很少人相信是這樣的,但是如果是這樣的,它就暴露了香港決策者的短視和完全的缺乏擔當。香港是什麼?它是整個中國地區里最具國際經驗、最了解人權和法治、最自由也最崇尚自由的城市。香港政府中有多少人在倫敦讀過學位?多少人是法律系畢業的?這些菁英,難道會不了解,香港如果不努力維持自己的國際觀,自己的法治基礎,自己的人權價值,自己的言論自由和決策自由,也就是說,一個相對自主的「香港空間」,很快地,香港就成為華南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所有歷史為它累積的優勢,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這些菁英,難道會不了解,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實體的地理位置,介於兩岸之間;也在於它的抽象歷史位置,它比北京更熟悉現代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運作,又比台北更熟悉中國的體制和習性,因此它可以在僵持的、敵對的、互不了解的北京和台北之間,發揮一個時代所賦予它的歷史的任務?

  對兩岸關係做出和平的貢獻,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地位可以發揮,這些政府菁英難道都看不見?促進兩岸的深度理解,香港應該做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懶惰官僚思維,更不是對北京決策者的立正站好唯唯諾諾,而是以香港的國際知識、以香港的公民社會素養,以香港的政治成熟水準,去對北京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協助北京做出比較圓熟的決策,為兩岸窒息的溝通爭取創造出一個寬闊的平台。香港人民不這麼做,對不起華人世界。香港政府不這麼做,對不起香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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