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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