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頁
怎麼理解你所說的你的文章「是一種實驗」﹖
我的文章有點像在沼澤里飛出來的鴨子，所有的獵人都舉槍對它射擊，獵人們所站的位置不一樣，從東西南北射出來，文本就暴露了這些獵人的位置。比如說，文章講述民主、自由主義、均富這些詞時，會有什麼不同的反應。當我為台灣民主辯護的時候，像《中國青年報》這篇文章中所說，民主已經滲透到台灣人的生活方式中去的時候，大陸的知識分子可能會有兩種反應。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歡迎我的說法，另外一派就會攻擊我，指責說台灣的民主有多少多少問題，有多少多少惡質，有多少多少卑劣的政治操縱面。在台灣，同樣一個文本，也會有兩種極端出現，還不完全是以藍營、綠營來分，而是某些知識分子會指責說，你把台灣的民主說得太好了吧。其實，我有時也有挫折感的，再說《中國青年報》的這篇文章，大陸一些知識分子能明白，文章能發表的「重要性」在哪兒，但很大部分台灣的知識分子並不清楚，他們不知道大陸對台灣問題的言論尺度在哪兒，忌諱在哪兒，因此不了解這篇文章的真正內涵是什麼。這時候，我會感到十分孤獨。
前面你說到寫作的語境，你寫作時考慮讀者對象嗎﹖
我的文章試圖與中國大陸的讀者、知識分子對話時，我是針對大陸的現況說話的，雖然我對大陸的了解還很膚淺。譬如說，對象是台灣讀者時，我對台灣惡質民主的批判是不留餘地的，但是當對話的對象是中國大陸讀者時，如果還是一樣的批判，那就有點像，譬如一個富人，對還吃不飽的窮人說「你不要吃太多了，吃得太多，你的營養會不均衡，提早衰老」什麼的，這難道不是一種「富人的傲慢」嗎﹖
理據各不同萬箭穿心
因此，就我所了解的中國大陸的困境而言，我會著重於講解台灣民主的正面部分。對我而言，這是兩個不同的語境，背景理據不同，論點和觀點必須不同。但文本攤出來，這邊的人不了解那邊的語境，那邊的人又不了解這邊的語境，箭就會從兩邊射過來，這種萬箭穿心的經驗，我經歷太多了。我也更深刻感受到兩岸語境的錯位的嚴重。
面臨這樣的語境錯位，你怎麼辦﹖
有些文章，我會在文前的編者按語中說明，有些就乾脆只在某地發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就只是在兩岸發表。有些文章有普遍性，可在各地發表，如《為台灣民主辯護》，同時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美國，以及北京的北大燕南網發表。但也有特殊性，於是在文章前面加一段前言部分。我是憧憬比較擴大的華人世界的。北京的讀者是否應該了解大中國以外的海外華人，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不同地區的華文圈，會因此也發現自己區域以外的華人的想法。我想，我的這些文本就是一種溝通，野鴨飛出來了，不同的獵人從不同位置射擊，彼此之間逐漸明白，別人的觀點和位置與自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這，也是一種隱晦的溝通吧。
有香港學者批評你，說你才來一年，能了解多少香港，卻對香港指手畫腳，你怎麼看﹖
有這樣的反應是絕對正常的。如果人們真誠歡迎外來者的評說，那是這座城市的福氣。就我而言，已經打破那種國家的本位概念，我不覺得我是單一的台灣人，我比較強烈地感覺自己是華文世界的人，漢語是我的護照。是這種華文世界的意識，令我覺得關心香港，與關心台北、關心北京，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地方只是全人類的一個村子。如果說，我也關心阿富汗，那裡也有人類的文化遺產，那麼我對同文同種的香港和北京，更多一份關懷，以及責任感，好像很正常吧﹖作為人類共同體的一分子，作為華文共同體的一分子，我的關心所在是理直氣壯的。有人問我，是台灣作家，還是中國作家﹖我的回答是華文作家，我對新加坡的關注也是一樣的。當地人對我的評說是否舒服，那就對不起了，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我作為一個作者和思考者，憑良知說話，對人們的這種那種觀感，不是那麼在乎。
來香港兩年，是否感覺香港一些知識分子依附權力、依附財富的現象﹖
香港的學界、文化界和媒體界，與政府和商界的關係、接口和結構，與台灣和大陸是非常不一樣的。香港是長時期的英國殖民統治，又是自由海港，以賺錢起家，與這樣的歷史條件很有關係。凸現在我眼前的一個社會，我不覺得我應該直接跳出來，鞭打這一現象。這一現象後面，一定是有一層一層原因的。我不批評這種表面現象，因為它的背後的歷史結構的成因，我還看得不太清楚。
我剛來香港，就發現這裡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學界、文化界，對政府政策影響竟然這么小，小到在台灣是不可思議的，甚至媒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也很小，或者說，在香港，官似乎特別大，政府特別大。沒來香港前，外人都認為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香港是小政府大民間，來了以後發現正好相反。有趣的是，台灣和大陸有一種「士」的傳統，而在香港很少見，因此香港缺少大知識分子，缺少獨立知識分子。不過，我卻會以同情的眼光關注他們，因為這是與過去的一百五十年殖民歷史的結構是一致的。殖民結構是一個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果。這是一個商人治港的社會，是歷史條件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