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頁
香港人表現得那麼「冷」，其實心裡有著巨大的熱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寧是一種羞怯或者內斂。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為集體之不善於表露感情和殖民的歷史有沒有關係呢?
公民社會，於焉而生
我認為是有的。
一個集體若是善於表達感情，通常是由於這個集體已經「練習」了很長的時間;集體內部所屬的「分眾」──經濟階層不同、利益和主張不同、文化養成和價值觀不同、歷史認同和信仰不同的種種小團體，經過長期的溝通或爭吵、對峙或合作，已經彼此了解、相互影響，從而逐漸發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對話、相爭和互動的模式，這時「分眾」同時成為有共性的「大眾」，也就是一個懂得如何表達感情的集體。譬如台灣人臉紅脖子粗的激昂爭吵，看起來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衝動，其實團體和團體之間非常清楚要用什麼樣的語言動作、什麼樣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動什麼樣的群體。因為有長期而密切的互動，台灣人逐漸變成一個很善於表意的集體。
香港卻一直是一個分眾社會，由無數個小圈圈組成，圈圈之間相當疏離。以英語思考的菁英和大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知識菁英和街市里買菜賣菜的灣仔小市民之間，好像互不相干。灣仔的小市民和深水陂的大陸新移民之間，儼然又是兩個世界。商人主宰著社會政策，卻又和所謂社會有深深的鴻溝。
水靜，才能流深，香港卻一直處在浮動的歷史中。中國一有戰亂，人就湧進來;戰亂一過，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以的停留，然後奔往更嚮往的西方。太多人將這裡當作跳板或客棧，無數的移民流出去，又有無數的難民流進來;移動中的「分眾」一直沒有足夠長久的歷史時間沈澱，「練習」互動，從而變成有共識的「大眾」，有默契的集體。殖民者為了統治的便利，更不會樂意去培養一個有共識、有默契的民間社會。
香港人作為集體所流露出來的羞怯和內斂，其實反映了他的歷史路程。帶這這樣的理解來看，此刻正在發生的遊行，就有它石破天驚的深層意義了。北京或許不會「還政於民」，零七零八年或許不會有普選;特區政府或許仍舊短視而無能，商人或許仍舊強勢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間社會會發生不可回頭的質變：它一向彼此疏離的「分眾」小團體透過持續的抗爭或協商，會逐漸地認識彼此，摸索出一套對話、相爭、互動的模式，公民社會於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們其實已經看見一個雛形：在遊行隊伍中，除了政治團體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團體的參與──性工作者團體、工人團體、婦運團體、外籍勞工團體、反財團壟斷團體、宗教團體、文化保護團體、環境生態團體。。。向北京要求權利的政治訴求固然是主要的共同的大旗，但是在組織過程中必定會產生兩個「副作用」：一個是香港人的權利自主意識會逐年加強，另一個是，各個「分眾」小團體從不斷的摩擦和接觸中學習到協商和對話的民主操作技術，從密集的來往中又加深了對彼此的認識和信任。這兩個「副作用」其實正是民主運動的核心目標，意義極其重大。
從這個角度思索，那麼七一之前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愛國論」和「養狗論」使人們看清了自己今日的歷史處境;封咪事件使人們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什麼;普選權被剝奪使人們明白自己應該堅持的又是什麼;「核心價值」的提出以及所引發的辯論是任何一個公民社會躲不掉的靈魂探索;劉千石和司徒華的路線分歧凸顯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辯論的必要;「六四」集會的八萬人彰顯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場……
而今年的七一，沒有去年二十三條的刺痛，北京又不斷在接近七一的日子裡講動聽的話;「希望香港陽光更燦爛」，碰碰酒杯，拍拍手，對準鏡頭笑一笑。但是五十萬香港人證明給世界看的是：他並不依賴外面的刺激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棍子不能嚇他，胡蘿蔔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萬人，與其說是香港人想告訴北京「我要什麼」，不如說是香港人終於用最明確不移的語言，自己告訴了自己：「我是什麼!」香港人或許還沒有充分的論述和深掘的史觀來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們，即使一言不發，從心底浮起的每一吋驕傲和感動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每一個腳步都在證實自己和這個島城的命運同體。這不是一九九七年來第一回，這是一百六十五年來第一回。
從「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隊伍稍頓了一下，我剛好站在一條白色的大橫幅下面，轉過身來讀橫幅上的大字：「香港無民主，統一沒希望」。幾個中學生自我身邊走過，隊伍又動了。這是皇后大道中。
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進入軒尼詩道，轉皇后大道中，到政府總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卻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驚的起點;維多利亞女皇早已不再，軒尼詩總督還要紀念幾年?所以，董先生，為什麼不把這四公里改名為「民主大道」?
別把蠶絲當鐵絲——我看馬英九訪港被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