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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裡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
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
⊙ 龍應台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沙斯(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干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履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小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仿佛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注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里，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