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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家人還在為老祖母守孝，大舅的父親中風還未好轉，不能下地。時局動盪，家中生意很不景氣，大舅是家中長子，年紀還輕，經驗不足，讓生意上的事情搞得焦心，艱難維持，非常吃力，沒有心思操辦婚事。
阿婆嘆氣道：“只怕再拖人就沒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發生暗殺大案，槍手把正在開會的幾個年輕人堵在屋裡，拿槍亂射，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屋。外間傳言兇手為日本浪人，用暗殺警告流亡台灣青年不要從事反日活動。官府與日本人勾結，暗中提供了支持。
鄰居家有個女孩跟母親關係好，經常一起去夜校上課，女孩聽說夜校出事，錢少爺中槍，跑來告訴母親。當時母親在廚房裡生火，準備給家人做晚飯，一聽消息有如巨雷轟頂。聽說錢少爺給送進教會醫院，母親一聲不吭，當即把灶臉里的柴火抽出來，拿水澆滅火苗，丟下火鉗，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醫院見到錢少爺，他腦門上中了一槍，雖還有氣，卻已不省人事，醫生斷定過不了當夜。錢少爺是台灣流亡客，在漳州沒有親屬，幾個要好朋友一起遭難，或死或傷或逃，少爺渾身是血躺到醫院等死之際，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
母親在病床邊放聲大哭，不忍心錢少爺如此孤單離去。她讓女伴回家說一聲，自己留下來陪伴，為錢少爺送行。女伴回去報信，馬上又跑了回來，傳話說阿婆讓母親立刻回家，錢少爺非親非故，是死是活與周家人無關，不要在醫院丟人現眼。
母親不吭聲，一動不動。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後錢少爺沒有死，倒是另一位傷勢較輕的年輕人走了。又過了一夜，錢少爺從昏迷中甦醒，死而復生。
母親一直守在他身邊，直到一個月後離開醫院。期間阿婆屢次派人傳話，逼母親回家。阿婆說了重話，如果母親不聽，那就永遠不要回去。待到錢少爺裹著一頭紗布出院時，母親已經無家可歸。
錢少爺說：“跟我走。”
從此錢少爺成了母親的丈夫，我們的父親。
他們搬到廈門，在鄉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親到廈後參加秘密組織，開始神出鬼沒，時常離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養家餬口重擔盡歸母親。漳州老家那邊，大舅的父母相繼過世，大舅娶了舅媽。大舅人好，聽說母親在廈門生活艱難，一再過來探望，帶著米和錢接濟，幫助我們家渡過難關。
1923年初，父親從廈門去廣州，母親帶著大哥大姐舉家隨往，那時候母親才知道丈夫是共產黨，被派到廣州從事工運。我們家在廣州郊外一處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時間，母親在那裡生了二哥錢海寧。當年夏天，我們的祖父在台灣過世，父親回台灣奔喪，行前又把家人帶回廈門，搬進漁港這座木屋，房子是父親認識的一個台灣人租給他的，當時很破，下雨天到處漏水。奔喪本不需要太長時間，卻不料父親一去難歸，只從台灣寄過幾次錢，來過幾封家信。母親獨自在廈門支撐一家，咬緊牙關洗衣謀生，供一家人維持生活。一年多後父親回來，母親才知道原來他一回台灣就坐了監獄，日本人始終沒忘記當年參與反日逃亡大陸的錢少爺。父親在獄中患病，那邊的家人設法讓他出獄就醫，他尋機逃回了大陸。
父親歸來時，恰當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蓬勃發展，他奔走在廣東、福建，秘密建立組織，聯絡台灣流亡青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他奉調去了武漢。1927年，上海、武漢相繼發生政變，國共分裂，共產黨慘遭鎮壓，父親逃過捕殺，於當年年底從武漢潛回廈門，我們家的木屋成了廈門地下組織一個秘密據點。來年春天，軍警突然包圍我家，衝進屋裡搜查，萬幸的是父親當時外出，沒被捕獲。家人卻遭了大災：母親即將臨產，被軍警捕進了監獄。
這就是我生於監獄的緣故。我出生在我們家最艱難最悽慘的時候，父親逃避追殺，不知去向。母親在監獄裡不斷過堂受審，一問三不知，飽受折磨。我們所居木屋作為“共黨據點”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趕出家門，流浪於廈門城鄉。我在監獄裡出世，死而復生不久，母親被取保釋放——她對父親的秘密活動確實知之不多，無法提供當局需要的東西，他們認為她沒有用，終於放人。母親抱著我回到漁港，我們家的木屋門外還貼著封條，母親不管不顧，撕了封條，自行登堂入室。以後幾天，她抱著我在廈門街頭四處詢問，終於在鄉下一間破廟找回大哥他們三個孩子，領回木屋，我們家的生活在那裡重新開始。我們所居木屋容我們一家人棲身，它卻不是我們的房子，多少年來，母親一直擔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讓我們把所欠租金繳齊，即刻走人，那樣的話我們真不知該往哪去。奇怪的是這麼多年我們一直住著，始終沒人上門干涉，不知為什麼。也許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這份產業遺忘了？或者已經不在人世？
我們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從香港寄來，是父親的信，他還活著。一年多後風聲稍平，父親從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裡，不時召集秘密會議。很快我們家受到注意，父親接報再次匆匆離開，大哥用自行車把他送到碼頭，看著他上船去上海，這是我們家人與他見的最後一面。許多年後我們才知道，父親去上海不久就於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鄉台灣，第二次進入日本人的監獄，後來就在那裡失去蹤跡。
阿婆嘆氣道：“只怕再拖人就沒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發生暗殺大案，槍手把正在開會的幾個年輕人堵在屋裡，拿槍亂射，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屋。外間傳言兇手為日本浪人，用暗殺警告流亡台灣青年不要從事反日活動。官府與日本人勾結，暗中提供了支持。
鄰居家有個女孩跟母親關係好，經常一起去夜校上課，女孩聽說夜校出事，錢少爺中槍，跑來告訴母親。當時母親在廚房裡生火，準備給家人做晚飯，一聽消息有如巨雷轟頂。聽說錢少爺給送進教會醫院，母親一聲不吭，當即把灶臉里的柴火抽出來，拿水澆滅火苗，丟下火鉗，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醫院見到錢少爺，他腦門上中了一槍，雖還有氣，卻已不省人事，醫生斷定過不了當夜。錢少爺是台灣流亡客，在漳州沒有親屬，幾個要好朋友一起遭難，或死或傷或逃，少爺渾身是血躺到醫院等死之際，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
母親在病床邊放聲大哭，不忍心錢少爺如此孤單離去。她讓女伴回家說一聲，自己留下來陪伴，為錢少爺送行。女伴回去報信，馬上又跑了回來，傳話說阿婆讓母親立刻回家，錢少爺非親非故，是死是活與周家人無關，不要在醫院丟人現眼。
母親不吭聲，一動不動。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後錢少爺沒有死，倒是另一位傷勢較輕的年輕人走了。又過了一夜，錢少爺從昏迷中甦醒，死而復生。
母親一直守在他身邊，直到一個月後離開醫院。期間阿婆屢次派人傳話，逼母親回家。阿婆說了重話，如果母親不聽，那就永遠不要回去。待到錢少爺裹著一頭紗布出院時，母親已經無家可歸。
錢少爺說：“跟我走。”
從此錢少爺成了母親的丈夫，我們的父親。
他們搬到廈門，在鄉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親到廈後參加秘密組織，開始神出鬼沒，時常離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養家餬口重擔盡歸母親。漳州老家那邊，大舅的父母相繼過世，大舅娶了舅媽。大舅人好，聽說母親在廈門生活艱難，一再過來探望，帶著米和錢接濟，幫助我們家渡過難關。
1923年初，父親從廈門去廣州，母親帶著大哥大姐舉家隨往，那時候母親才知道丈夫是共產黨，被派到廣州從事工運。我們家在廣州郊外一處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時間，母親在那裡生了二哥錢海寧。當年夏天，我們的祖父在台灣過世，父親回台灣奔喪，行前又把家人帶回廈門，搬進漁港這座木屋，房子是父親認識的一個台灣人租給他的，當時很破，下雨天到處漏水。奔喪本不需要太長時間，卻不料父親一去難歸，只從台灣寄過幾次錢，來過幾封家信。母親獨自在廈門支撐一家，咬緊牙關洗衣謀生，供一家人維持生活。一年多後父親回來，母親才知道原來他一回台灣就坐了監獄，日本人始終沒忘記當年參與反日逃亡大陸的錢少爺。父親在獄中患病，那邊的家人設法讓他出獄就醫，他尋機逃回了大陸。
父親歸來時，恰當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蓬勃發展，他奔走在廣東、福建，秘密建立組織，聯絡台灣流亡青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他奉調去了武漢。1927年，上海、武漢相繼發生政變，國共分裂，共產黨慘遭鎮壓，父親逃過捕殺，於當年年底從武漢潛回廈門，我們家的木屋成了廈門地下組織一個秘密據點。來年春天，軍警突然包圍我家，衝進屋裡搜查，萬幸的是父親當時外出，沒被捕獲。家人卻遭了大災：母親即將臨產，被軍警捕進了監獄。
這就是我生於監獄的緣故。我出生在我們家最艱難最悽慘的時候，父親逃避追殺，不知去向。母親在監獄裡不斷過堂受審，一問三不知，飽受折磨。我們所居木屋作為“共黨據點”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趕出家門，流浪於廈門城鄉。我在監獄裡出世，死而復生不久，母親被取保釋放——她對父親的秘密活動確實知之不多，無法提供當局需要的東西，他們認為她沒有用，終於放人。母親抱著我回到漁港，我們家的木屋門外還貼著封條，母親不管不顧，撕了封條，自行登堂入室。以後幾天，她抱著我在廈門街頭四處詢問，終於在鄉下一間破廟找回大哥他們三個孩子，領回木屋，我們家的生活在那裡重新開始。我們所居木屋容我們一家人棲身，它卻不是我們的房子，多少年來，母親一直擔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讓我們把所欠租金繳齊，即刻走人，那樣的話我們真不知該往哪去。奇怪的是這麼多年我們一直住著，始終沒人上門干涉，不知為什麼。也許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這份產業遺忘了？或者已經不在人世？
我們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從香港寄來，是父親的信，他還活著。一年多後風聲稍平，父親從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裡，不時召集秘密會議。很快我們家受到注意，父親接報再次匆匆離開，大哥用自行車把他送到碼頭，看著他上船去上海，這是我們家人與他見的最後一面。許多年後我們才知道，父親去上海不久就於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鄉台灣，第二次進入日本人的監獄，後來就在那裡失去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