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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武關鍵詞：革命還是暴力
——讀《商君書.開塞》
法家其實也不是一味宣稱自己在搞創新。不說《韓非子》里也反覆出現“先王”字樣，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辯論，稱道過“湯武不循古而王”，其實也恰恰說明了商鞅並未以為自己的行為前無古人。他把商湯和周武王當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眾所周知，先秦諸子裡，孟子也特別喜歡湯武革命，有警句云：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而韓非子卻認定湯武是亂臣賊子。這麼看起來，儒家、法家是死對頭，但在怎麼評價商湯、周武王的問題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見一致。而韓非子和商鞅兩個法家同行的觀點卻彼此“打架”。
真是這樣麼？
商鞅對湯武的具體看法，在《商君書》的《開塞篇》里講得最詳細。這個“塞”不是邊塞，而是堵塞。商鞅認為，湯武之道已經被堵塞很久了，現在需要給社會重新開竅。
在這篇里，商鞅首先給歷史劃分了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特點是“親親而愛私”。
商鞅認為，人類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階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與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壓力的問題，把“民眾”（人口增長）當作人和人之間矛盾激化的原因，於是原來的簡單社會無法維持下去了。
第二個階段的特點是“上賢而說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時候，難得有個特別大公無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認為是賢者，被推舉出來成為統治者。而“賢者以相出為道”，就是賢者把推舉其他的賢者作為原則，這顯然就是在說禪讓了。
《禮記.禮運篇》里，借孔子之口講了一段關於大同、小康的論述，把實行禪讓的“大同”當作人類的第一個階段。商鞅則認為親親在前，禪讓在後，也就是先有血緣紐帶維持的小族群，族群變大後，推薦選拔制度才出現。
更重要的區別是，商鞅並不認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強調“上賢”只是人們私慾相妥協的產物，而這個妥協並不穩定。“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必有亂”，共同體內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沒有制度約束而搞推薦模式，時間長了，一定會有貓膩。於是禪讓、選舉都成了形式，其實質是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名利場。
這一段，商鞅的分析顯然比《禮運篇》要有說服力。“大同”只是對原始社會理想化的描述，既未說明它何以出現，也無法解釋它何以終結。商鞅對這兩個問題則都給出了答案，而且抓住人性自私和人口壓力這兩個關鍵，他的解答雖然粗糙一些，但和不少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倒是有相當高的契合度。
這就不得不進入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貴貴而尊官”。
就是與其為了比誰更“賢”，無休無止地吵鬧爭鬥下去，不如認定了，某人就是君主，大家都得聽他的。這個君主其實未必賢能，但反正認定了他就是權威，好歹可以求個社會穩定。
這個階段也有點像《禮運》里說的“小康”。但小康社會的特點是多方調和，講血緣親疏，更講選拔賢能，也講身份地位。商鞅則把三者對立起來。“中正者使私無行也”，上賢就不能親親；“立君者使賢無用也”，立君就不能上賢。
這種極端的立論，好處是避免了曲為彌縫的麻煩，但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君主既無親族的拱衛，本人又未必賢能，他憑什麼能夠統治天下？
商鞅的答案簡單明了：靠暴力！
他又進一步分析三個社會不同的社會基礎，云：
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
人民愚蠢，則可以靠智慧稱王；人民聰明，則可以靠強力稱王。笨蛋們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聰明人則機巧有餘而勇氣不足。人的本性是，笨蛋因為無知所以愛學習，聰明人因為軟弱所以易屈服。所以神農教老百姓耕作，大家都師法他的智慧，神農就當了王；商湯、周武王發展實力，大家都屈從於他們的力量，所以他們能夠征服諸侯。
這是把神農和湯武當作成功者的兩類不同典型。神農生活在一個都是笨蛋的時代，所以靠智慧稱了王。湯武生活在到處是聰明人的時代，所以靠暴力稱王。商鞅顯然認為，如今這年頭，問題顯然是聰明人太多，所以需要的正是暴力。
正是因為當今天下需要暴力而尚沒有一個商湯、周武王式的絕對暴力，所以才導致這個時代充滿了無序的暴力，即大國都在征伐，小國都在防禦。既然如此，商鞅推崇湯武的意思也就很明顯了：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運用絕對的暴力，來造就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
商湯、周武王奪取天下，採用的手段是暴力，其性質是革命。這基本可算先秦時代的一般看法，但更關心哪個側面，則諸子各不相同。
——讀《商君書.開塞》
法家其實也不是一味宣稱自己在搞創新。不說《韓非子》里也反覆出現“先王”字樣，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辯論，稱道過“湯武不循古而王”，其實也恰恰說明了商鞅並未以為自己的行為前無古人。他把商湯和周武王當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眾所周知，先秦諸子裡，孟子也特別喜歡湯武革命，有警句云：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而韓非子卻認定湯武是亂臣賊子。這麼看起來，儒家、法家是死對頭，但在怎麼評價商湯、周武王的問題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見一致。而韓非子和商鞅兩個法家同行的觀點卻彼此“打架”。
真是這樣麼？
商鞅對湯武的具體看法，在《商君書》的《開塞篇》里講得最詳細。這個“塞”不是邊塞，而是堵塞。商鞅認為，湯武之道已經被堵塞很久了，現在需要給社會重新開竅。
在這篇里，商鞅首先給歷史劃分了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特點是“親親而愛私”。
商鞅認為，人類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階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與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壓力的問題，把“民眾”（人口增長）當作人和人之間矛盾激化的原因，於是原來的簡單社會無法維持下去了。
第二個階段的特點是“上賢而說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時候，難得有個特別大公無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認為是賢者，被推舉出來成為統治者。而“賢者以相出為道”，就是賢者把推舉其他的賢者作為原則，這顯然就是在說禪讓了。
《禮記.禮運篇》里，借孔子之口講了一段關於大同、小康的論述，把實行禪讓的“大同”當作人類的第一個階段。商鞅則認為親親在前，禪讓在後，也就是先有血緣紐帶維持的小族群，族群變大後，推薦選拔制度才出現。
更重要的區別是，商鞅並不認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強調“上賢”只是人們私慾相妥協的產物，而這個妥協並不穩定。“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必有亂”，共同體內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沒有制度約束而搞推薦模式，時間長了，一定會有貓膩。於是禪讓、選舉都成了形式，其實質是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名利場。
這一段，商鞅的分析顯然比《禮運篇》要有說服力。“大同”只是對原始社會理想化的描述，既未說明它何以出現，也無法解釋它何以終結。商鞅對這兩個問題則都給出了答案，而且抓住人性自私和人口壓力這兩個關鍵，他的解答雖然粗糙一些，但和不少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倒是有相當高的契合度。
這就不得不進入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貴貴而尊官”。
就是與其為了比誰更“賢”，無休無止地吵鬧爭鬥下去，不如認定了，某人就是君主，大家都得聽他的。這個君主其實未必賢能，但反正認定了他就是權威，好歹可以求個社會穩定。
這個階段也有點像《禮運》里說的“小康”。但小康社會的特點是多方調和，講血緣親疏，更講選拔賢能，也講身份地位。商鞅則把三者對立起來。“中正者使私無行也”，上賢就不能親親；“立君者使賢無用也”，立君就不能上賢。
這種極端的立論，好處是避免了曲為彌縫的麻煩，但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君主既無親族的拱衛，本人又未必賢能，他憑什麼能夠統治天下？
商鞅的答案簡單明了：靠暴力！
他又進一步分析三個社會不同的社會基礎，云：
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
人民愚蠢，則可以靠智慧稱王；人民聰明，則可以靠強力稱王。笨蛋們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聰明人則機巧有餘而勇氣不足。人的本性是，笨蛋因為無知所以愛學習，聰明人因為軟弱所以易屈服。所以神農教老百姓耕作，大家都師法他的智慧，神農就當了王；商湯、周武王發展實力，大家都屈從於他們的力量，所以他們能夠征服諸侯。
這是把神農和湯武當作成功者的兩類不同典型。神農生活在一個都是笨蛋的時代，所以靠智慧稱了王。湯武生活在到處是聰明人的時代，所以靠暴力稱王。商鞅顯然認為，如今這年頭，問題顯然是聰明人太多，所以需要的正是暴力。
正是因為當今天下需要暴力而尚沒有一個商湯、周武王式的絕對暴力，所以才導致這個時代充滿了無序的暴力，即大國都在征伐，小國都在防禦。既然如此，商鞅推崇湯武的意思也就很明顯了：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運用絕對的暴力，來造就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
商湯、周武王奪取天下，採用的手段是暴力，其性質是革命。這基本可算先秦時代的一般看法，但更關心哪個側面，則諸子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