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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我們從鄉下搬進了城,又從希夷夫人手裡得到希夷給我的一封信,這裡面還附有一首詩。

  葉挺將軍的詩郭沫若散文選集沫若兄:

  在囚禁中與內子第二次聚會,徹夜長談二十四小時,曾說及十五日將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慶,戲以香菸罐內圓紙片制一“文虎章”,上寫“壽強蕭伯納,駿逸人中龍”兩句以祝。別後自思,不如改為下二句為佳:

  壽比蕭伯納

  功追高爾基

  葉挺卅一,十一,十四,

  在渝郊紅爐廠囚室中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

  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

  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卅一,十一,廿一

  這裡燃燒著無限的憤激,但也輻射著明徹的光輝,要這才是真正的詩。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學寫詩的話,我希望他就從這樣的詩里學。我敬仰希夷,事實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師。他有峻烈的正義感,使他對於橫逆永不屈服;而同時又有透闢的人生觀,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難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沒有這樣的精神是不能夠忍耐的。假使沒有這樣的精神,一個人不被軟化,成為性格破產者,也要被癱化,成為精神病患者。然而希夷征服了這一切,現在果真是“地下的火沖騰,把活棺材燒掉”,而他“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了。

  他的詩是用生命和血寫成的,他的詩就是他自己。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希夷在五年囚禁之後恢復自由,晚上在中共代表團看了他回來,又在電火光中反覆讀著他這首詩。梅園新村之行

  梅園新村也在國府路上,我現在要到那兒去訪問。

  從美術陳列館走出,折往東走,走不好遠便要從國民政府門前經過。國府也是坐北向南的,從門口望進去,相當深遠,但比起別的機關來,倒反而覺得沒有那麼宮殿式的外表。門前也有一對石獅子,形體太小,並不威武。雖然有點近代化的寫實味,也並不敢恭維為藝術品。能夠沒有,應該不會是一種缺陷。

  從國府門前經過,再往東走,要踱過一段鐵路。鐵路就在國府的牆下,起初覺得似乎有損寧靜,但從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夠這樣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橫過鐵路和一條橫街之後,走不好遠,同在左側的街道上有一條側巷,那便是梅園新村的所在處了。

  梅園新村的名字很好聽,大有詩的意味。然而實地的情形卻和名稱完全兩樣。不僅沒有梅花的園子,也不自成村落。這是和《百家姓》一樣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梅園新村之行嶇不平,聽說特種任務的機關林立,仿佛在空氣裡面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號的周公館,應該是這兒的一座綠洲了。

  小巧玲瓏的一座公館。庭園有些日本風味,聽說本是日本人住過的地方。園裡在動土木,在右手一邊堆積了些磚木器材,幾位木匠師傅在加緊動工。看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這樣的存心——在這個小天地裡面,對於周圍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設的軌範。

  的確,我進南京城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南京城還是一篇粗雜的草稿。別的什麼揚子江水閘,錢塘江水閘,那些龐大得驚人的計劃暫且不忙說,單為重觀瞻起見,這座首都的建設似乎是刻不容緩了。然而專愛講體統的先生們卻把所有的興趣集中在內戰的賭博上,而讓這篇粗雜的草稿老是不成體統。

  郭沫若散文選集客廳也很小巧,沒有什麼裝飾。除掉好些梭發之外,正中一個小圓桌,陳著一盆雨花台的文石。這文石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也就象徵著主人的精神。西側的壁爐兩旁,北面與食廳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書架式的壁櫥,在前應該是有書籍或小擺設陳列的,現在是空著。有絳色的帷幕掩蔽著食廳。

  僅僅兩個月不見,周公比在重慶時瘦多了。大約因為過於忙碌,沒有理髮的閒暇吧,稍嫌過長的頭髮愈見顯得他的臉色蒼白。他的境遇是最難處的,責任那麼重大,事務那麼繁劇,環境又那麼拂逆。許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但卻絲毫也不敢放鬆,不能放鬆,不肯放鬆。他的工作差不多經常要搞個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時間供他睡眠,有時竟至有終日不睡的時候。他曾經嘆息過,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無益的談判”里繼續不斷地消耗了。談判也不一定真是“無益”,他所參預的談判每每是關係著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費的精力比較起來,成就究竟是顯得那麼微末。這是一個深刻的民族的悲哀,這樣一位才幹出類的人才,卻沒有更積極性的建設工作給他做。

  但是,軒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談吐,依然是那樣的有神。對於任何的艱難困苦都不會避易的精神,放射著令人鎮定、也令人樂觀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為人民,祝禱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腸胃有點失調,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飯時被留著同他吃了一餐麵食。食後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參加什麼會議去了。

  借了辦事處的一輛吉普車,我們先去拜訪了莫德惠和青年黨的代表們。恰巧,兩處都不在家,我們便回到了中央飯店。

  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李公朴死了,聞一多死了。一多的長公子聞立鶴和他的父親同時遇難,左右兩肺各中一彈,大腿被打斷一隻,已經不能言語,雖然還未接到最後的惡耗,但斷然是凶多吉少的。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這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碼條件的人,都不免要遭受這比霍亂還要惡毒的反民主瘟疫的侵襲。

  公朴和一多都是受了美國式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公朴是文化批評家,是平民教育家;一多是詩人,是學者,是有數的名教授,然而他們為了為人民爭取民主竟不免遭受了這樣的慘死。

  尤其是聞立鶴,聽說是才進大學的一位十八歲的青年,這在國法上是還未成年的人。他顯然要為了要護衛他的父親,卻親眼看見父親被暗殺,而自己在死亡線上倒下了。

  反民主施瘟使者們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們說:他們在反蘇反共,但事實上他們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顯的是,他們才是真正的“反美”派。他們用美械來打死李公朴和聞一多,那等於是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公朴和一多為人民大眾而犧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他們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頭,永遠領導著爭取自由民主的戰鬥,永遠不會死。

  我們今天對於公朴和一多的遺族,負了很重大的責任。公朴和一多都是十分清貧的文化人。尤其一多,他的子女多,除垂危的聞立鶴之外,還有兩男兩女,而他的夫人是患著心臟病的。一多生前,除可憐的一點教授薪金之外,是靠著治印或寫字來維持家計的。這些事實,我們希望不要忽略,一定得周密地想一個妥善的辦法來,才能對得住二位人民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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