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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打你了？”
“賀小虎！”
“賀伯伯的小兒子？你惹他了？”
“我沒惹他！是因為胖媽！”
“因為胖媽？”
“他說：‘你爸把我家辭退的那個女傭人收留了，純粹是給我們家戴眼罩！我得在你身上替我們老賀家出口氣！’”
“胡謅！”當爸爸的兩步跨到兒子跟前，“你撒謊！”
“我就沒撒謊！他還說：‘我媽要找你爸問罪哩！’他就是這麼說的！”
“給我住口！”當爸爸的大吼一聲，呼呼喘粗氣，掏出煙盒，手指顫抖得幾次劃不著火柴。
胖媽不知何時離開了這個房間。
當媽的息事寧人地瞅瞅老伴，瞧瞧兒子，連說兩句：“吃飯！吃飯！”
……
第二天，嚴局長來到了兒子的學校。
沒下課，他在一間教室的窗前倒背雙手，踱來踱去。
六年級的語文教師是認得他的，走出教室尊敬地問：“嚴局長，有事嗎？”
他很客氣地回答：“老師，請您把賀副書記的兒子叫出來一下。”
那學校里的小霸王被叫了出來，大大咧咧地稱了他一聲“嚴叔叔！”他平靜地說：“小虎，你過來！”
賀小虎走到距他兩步遠處，站住了。
“再走近點嘛！”
又走近一步。
“轉過身去！”
迷惑地瞅瞅他的臉，轉過了身。
他一手掐住那小霸王的後脖梗，像按牛頭一樣按將下去，另一隻手高高舉起，在那儘是肥肉的屁股蛋上重重一掌！
“這一下，替你死去的爸爸管教你！”
那家中的寵兒嬌子，學校的惡少霸王，用殺豬似的叫喊對這種管教方式抗議。
又是一巴掌！
“這一下，因為你經常欺負小同學！”
第三巴掌！
“這一下，是讓你記住回去告訴你媽，她什麼時候來問罪，我等她！”
這位局長對什麼事兒都像對工作一樣認真。他一絲不苟，從容不迫地順利結束了眼前這檔子事，放開了那賀家樓里的寶貝疙瘩，頗滿意地輕輕拍了幾下手，好像要拍掉手上實際並不存在的什麼髒東西似的。爾後，他朝那年輕女教師轉過身去，十分抱歉地微微一笑，說：“真是對不起得很，打擾您上課了！可是，現在還不能向您解釋什麼！”說罷，不再理睬那一把鼻涕兩把淚的小霸王，對女教師點點頭，揚長而去。
教室里的學生們，剛才都離開了座位，隔著窗子朝外看。對於他們，這可比聽評書“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有意思多了。
嚴局長，這位山東大漢，不是教育家，沒有三娘教子那份耐心勁兒，無論對自己的孩子還是別人家的孩子。他奉行的原則是：教育，必須給對方留下深刻的記憶。
女教師朝鼻樑上推了推眼鏡，愕然的目光一直把他的背影送出學校大門。
這天晚上，嚴局長回到家裡，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就又趕到了火車站，第二次把胖媽從那裡接回家……
當胖媽開始天天手兒牽著手兒送小婷婷去上學那一年，嚴局長夫婦經受了那場他們沒有思想準備的殘酷的考驗。
揭發，批判，噴氣式，游斗，毒打……這些都是不必細述的了，生活中提供的真實材料會補充讀者的想像的。
嚴局長夫婦先是進了“牛棚”，後來到幹校，再後來被遣送到勞改農場。在他的所有“罪行材料”之中，最有分量的一條是“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實行階級報復”。這一條的揭發控訴者是賀家樓的那個寡婦。一種不被人知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天衣無縫地聯繫在一起，構成了一條罪行：他曾被抓過壯丁，當了兩年國民黨兵。當年是賀副書記親手在戰場上將他“解放”的。因此，他管教賀小虎那樁事，就被上綱到“階級報復”的高度。而且，這條罪行是多麼符合那條“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共產黨員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的“最高指示”喲！
嚴宅成了造反派大本營的一個分指揮部。現實生活是多麼輕而易舉地就改造了一個人的性格啊！嚴宅“改天換地”那一日，胖媽把婷婷推進最小的一間屋子裡，自己堵在門口，橫握一根大擀麵杖，雙眉倒豎，二目圓睜，一字一句地說：“這間屋子得留給我們！我們不能睡到馬路上去！哪個敢欺負小姑娘，我就跟哪個拼了！”
那些人們知道她的成分追溯到十八代以上也是苦大仇深的貧農，一清二白。為了顯示他們掌握鬥爭大方向和政策方面的水平，他們並不為難她。
“嚯！真有股子沙老太的勁兒！可惜你捍衛的不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喲！”他們直覺得這女人可笑，嘲弄她。
其中有一個就給她講起外國的“農夫和蛇”的寓言和中國的“東郭先生”的故事。
她對這種善意的啟蒙嗤之以鼻。
她這種執拗倒獲得了他們的一點好感。
他們答應了讓她和婷婷繼續住在這裡，不過有一個條件：她須做他們的勤雜工。
她應諾了。
她天天送婷婷去上學。放學前早早兒地就守在學校門口迎接婷婷。她怕她的“心尖兒”在學校或是在路上受人欺凌侮辱。唾沫、泥巴、石塊兒朝她們飛來的時候並非沒有過。這時她就緊緊把“國民黨反動派的女兒”保護在懷裡。
靠她過去的一點小小積蓄，她們相依為命。那時亞文已經下鄉插隊去了。
他第一次探家的時候，胖媽對他說：“孩子，我聽人說你爸爸在勞改農場病得很厲害，你該領著妹妹去看看他。”
亞文不吱聲。
她又問：“你給你爸爸媽媽常寫信？”
他還不吱聲。
“你怎麼不說話？”
“別談這些了好不好？”他不耐煩起來，“胖媽！我是全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我怎麼能夠……”他走了。
她自己領著婷婷去看了嚴局長一次。她們並沒有看到他，捧回來一個骨灰盒。
禍不單行，嚴局長的老伴不久也在另一個勞改農場去世了，她們連骨灰盒也沒有拿到。
亞文不久由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成為了全縣的典型。
“家”，只有胖媽和婷婷。
一天，胖媽問：“婷婷，你想學畫畫兒不？”
“我？誰教我呀？”
“這附近新搬來一個老畫家，我常幫他洗衣服，拆被子，抓藥……他挺感激我的，他會答應教你畫的……不過可得偷偷學！”
婷婷不語，像小時候那樣習慣地一隻手摟著胖媽的腰。
胖媽輕輕撫摸著那隻手的手背。
“賀小虎！”
“賀伯伯的小兒子？你惹他了？”
“我沒惹他！是因為胖媽！”
“因為胖媽？”
“他說：‘你爸把我家辭退的那個女傭人收留了，純粹是給我們家戴眼罩！我得在你身上替我們老賀家出口氣！’”
“胡謅！”當爸爸的兩步跨到兒子跟前，“你撒謊！”
“我就沒撒謊！他還說：‘我媽要找你爸問罪哩！’他就是這麼說的！”
“給我住口！”當爸爸的大吼一聲，呼呼喘粗氣，掏出煙盒，手指顫抖得幾次劃不著火柴。
胖媽不知何時離開了這個房間。
當媽的息事寧人地瞅瞅老伴，瞧瞧兒子，連說兩句：“吃飯！吃飯！”
……
第二天，嚴局長來到了兒子的學校。
沒下課，他在一間教室的窗前倒背雙手，踱來踱去。
六年級的語文教師是認得他的，走出教室尊敬地問：“嚴局長，有事嗎？”
他很客氣地回答：“老師，請您把賀副書記的兒子叫出來一下。”
那學校里的小霸王被叫了出來，大大咧咧地稱了他一聲“嚴叔叔！”他平靜地說：“小虎，你過來！”
賀小虎走到距他兩步遠處，站住了。
“再走近點嘛！”
又走近一步。
“轉過身去！”
迷惑地瞅瞅他的臉，轉過了身。
他一手掐住那小霸王的後脖梗，像按牛頭一樣按將下去，另一隻手高高舉起，在那儘是肥肉的屁股蛋上重重一掌！
“這一下，替你死去的爸爸管教你！”
那家中的寵兒嬌子，學校的惡少霸王，用殺豬似的叫喊對這種管教方式抗議。
又是一巴掌！
“這一下，因為你經常欺負小同學！”
第三巴掌！
“這一下，是讓你記住回去告訴你媽，她什麼時候來問罪，我等她！”
這位局長對什麼事兒都像對工作一樣認真。他一絲不苟，從容不迫地順利結束了眼前這檔子事，放開了那賀家樓里的寶貝疙瘩，頗滿意地輕輕拍了幾下手，好像要拍掉手上實際並不存在的什麼髒東西似的。爾後，他朝那年輕女教師轉過身去，十分抱歉地微微一笑，說：“真是對不起得很，打擾您上課了！可是，現在還不能向您解釋什麼！”說罷，不再理睬那一把鼻涕兩把淚的小霸王，對女教師點點頭，揚長而去。
教室里的學生們，剛才都離開了座位，隔著窗子朝外看。對於他們，這可比聽評書“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有意思多了。
嚴局長，這位山東大漢，不是教育家，沒有三娘教子那份耐心勁兒，無論對自己的孩子還是別人家的孩子。他奉行的原則是：教育，必須給對方留下深刻的記憶。
女教師朝鼻樑上推了推眼鏡，愕然的目光一直把他的背影送出學校大門。
這天晚上，嚴局長回到家裡，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就又趕到了火車站，第二次把胖媽從那裡接回家……
當胖媽開始天天手兒牽著手兒送小婷婷去上學那一年，嚴局長夫婦經受了那場他們沒有思想準備的殘酷的考驗。
揭發，批判，噴氣式，游斗，毒打……這些都是不必細述的了，生活中提供的真實材料會補充讀者的想像的。
嚴局長夫婦先是進了“牛棚”，後來到幹校，再後來被遣送到勞改農場。在他的所有“罪行材料”之中，最有分量的一條是“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實行階級報復”。這一條的揭發控訴者是賀家樓的那個寡婦。一種不被人知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天衣無縫地聯繫在一起，構成了一條罪行：他曾被抓過壯丁，當了兩年國民黨兵。當年是賀副書記親手在戰場上將他“解放”的。因此，他管教賀小虎那樁事，就被上綱到“階級報復”的高度。而且，這條罪行是多麼符合那條“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共產黨員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的“最高指示”喲！
嚴宅成了造反派大本營的一個分指揮部。現實生活是多麼輕而易舉地就改造了一個人的性格啊！嚴宅“改天換地”那一日，胖媽把婷婷推進最小的一間屋子裡，自己堵在門口，橫握一根大擀麵杖，雙眉倒豎，二目圓睜，一字一句地說：“這間屋子得留給我們！我們不能睡到馬路上去！哪個敢欺負小姑娘，我就跟哪個拼了！”
那些人們知道她的成分追溯到十八代以上也是苦大仇深的貧農，一清二白。為了顯示他們掌握鬥爭大方向和政策方面的水平，他們並不為難她。
“嚯！真有股子沙老太的勁兒！可惜你捍衛的不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喲！”他們直覺得這女人可笑，嘲弄她。
其中有一個就給她講起外國的“農夫和蛇”的寓言和中國的“東郭先生”的故事。
她對這種善意的啟蒙嗤之以鼻。
她這種執拗倒獲得了他們的一點好感。
他們答應了讓她和婷婷繼續住在這裡，不過有一個條件：她須做他們的勤雜工。
她應諾了。
她天天送婷婷去上學。放學前早早兒地就守在學校門口迎接婷婷。她怕她的“心尖兒”在學校或是在路上受人欺凌侮辱。唾沫、泥巴、石塊兒朝她們飛來的時候並非沒有過。這時她就緊緊把“國民黨反動派的女兒”保護在懷裡。
靠她過去的一點小小積蓄，她們相依為命。那時亞文已經下鄉插隊去了。
他第一次探家的時候，胖媽對他說：“孩子，我聽人說你爸爸在勞改農場病得很厲害，你該領著妹妹去看看他。”
亞文不吱聲。
她又問：“你給你爸爸媽媽常寫信？”
他還不吱聲。
“你怎麼不說話？”
“別談這些了好不好？”他不耐煩起來，“胖媽！我是全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我怎麼能夠……”他走了。
她自己領著婷婷去看了嚴局長一次。她們並沒有看到他，捧回來一個骨灰盒。
禍不單行，嚴局長的老伴不久也在另一個勞改農場去世了，她們連骨灰盒也沒有拿到。
亞文不久由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成為了全縣的典型。
“家”，只有胖媽和婷婷。
一天，胖媽問：“婷婷，你想學畫畫兒不？”
“我？誰教我呀？”
“這附近新搬來一個老畫家，我常幫他洗衣服，拆被子，抓藥……他挺感激我的，他會答應教你畫的……不過可得偷偷學！”
婷婷不語，像小時候那樣習慣地一隻手摟著胖媽的腰。
胖媽輕輕撫摸著那隻手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