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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為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183;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
#183;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係的前後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於哈羅德#183;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為哈羅德
#183;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於一九六三年休
#183;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黨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後，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繫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183;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於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麼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徵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後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後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於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因為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183;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了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後，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誌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幾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據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種特殊的化學製品誘發的，但用這種特殊的化學製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為在人體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製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驚。他確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乾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現在可能已經發明了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於是，根據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並同拉德爾本人核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為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確實使用了這種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種證據，並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麼人死於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泄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懷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種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183;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機構中工作，並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黨領袖以後，工黨與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一九六四年哈羅德#183;威爾遜任首相後，安格爾頓專程前往英國拜訪當時主管反間諜工作的弗
#183;瓊斯。安格爾頓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非常機密的情報，然而他卻不肯透露情報提供者的真實姓名。根據安格爾頓的情報，這個情報源指控威爾遜是蘇聯間諜。他又說，如果軍情五處能夠保密，不讓政界知道，他就願意提供更加詳細的證據和情報。這種指控的確使人難以相信，但安格爾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的處長，我們只好認真聽取他的報告。毫不奇怪，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對安格爾頓提供情報時的態度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深思熟慮以後，拒絕接受安格爾頓對使用這一情報的限制，結果我們再也沒得到什麼情報。然而我們還是把安格爾頓的情報記錄在案，代號為“燕麥束”。
霍利斯退休以後，由弗#183;瓊斯任局長。我去找瓊斯，告訴他我正打算去美國訪問，並問他是否可以同安格爾頓談談“燕麥束”問題，了解更多的細節。他同意了，但卻反覆強調我們不能在安格爾頓面前對他提供的任何情報承擔保證。在華盛頓，我會晤了安格爾頓。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訴了許多同蘇聯人“秘密會晤”的情報，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沒詞兒了。從我的慘痛教訓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爾頓具有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捏造證據的本領。
#183;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係的前後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於哈羅德#183;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為哈羅德
#183;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於一九六三年休
#183;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黨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後，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繫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183;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於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麼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徵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後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後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於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因為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183;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了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後，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誌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幾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據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種特殊的化學製品誘發的，但用這種特殊的化學製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為在人體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製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驚。他確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乾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現在可能已經發明了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於是，根據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並同拉德爾本人核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為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確實使用了這種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種證據，並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麼人死於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泄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懷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種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183;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機構中工作，並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黨領袖以後，工黨與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一九六四年哈羅德#183;威爾遜任首相後，安格爾頓專程前往英國拜訪當時主管反間諜工作的弗
#183;瓊斯。安格爾頓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非常機密的情報，然而他卻不肯透露情報提供者的真實姓名。根據安格爾頓的情報，這個情報源指控威爾遜是蘇聯間諜。他又說，如果軍情五處能夠保密，不讓政界知道，他就願意提供更加詳細的證據和情報。這種指控的確使人難以相信，但安格爾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的處長，我們只好認真聽取他的報告。毫不奇怪，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對安格爾頓提供情報時的態度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深思熟慮以後，拒絕接受安格爾頓對使用這一情報的限制，結果我們再也沒得到什麼情報。然而我們還是把安格爾頓的情報記錄在案，代號為“燕麥束”。
霍利斯退休以後，由弗#183;瓊斯任局長。我去找瓊斯，告訴他我正打算去美國訪問，並問他是否可以同安格爾頓談談“燕麥束”問題，了解更多的細節。他同意了，但卻反覆強調我們不能在安格爾頓面前對他提供的任何情報承擔保證。在華盛頓，我會晤了安格爾頓。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訴了許多同蘇聯人“秘密會晤”的情報，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沒詞兒了。從我的慘痛教訓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爾頓具有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捏造證據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