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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昆明的第五天，雨停了，周赫煊把梅貽琦約到茶館見面。
“泡茶館”和“跑警報”是聯大師生的集體記憶，他們不是在茶館裡娛樂，而是去茶館裡做學問搞研究。
西南聯大只有圖書館是瓦房，不受下雨的影響。但圖書館空間有限，只能容納少數人，剩下的就只能去附近茶館了。茶館裡有電燈，泡一杯茶就能坐大半天，是個讀書學習搞研究的好地方。
時間一長，茶館老闆就感覺受不了，有些故意調暗了光線，明擺著不想師生們來蹭位子。
梅貽琦端著茶碗蓋撇沫子，問道：“周先生要走了嗎？”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張支票說，“在昆明銀行能取100萬法幣，是拿來給學校修圖書館和校舍的。圖書館太小了，規模應該擴大一些。校舍的鐵皮房頂也該換了，全部換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課。這些錢儘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購買建築材料，否則再拖下去物價又要漲了。”
這年頭是資本家都難受，別看周赫煊在四川開工廠搞房地產大賺錢財，但物價上漲的速度有可能比賺錢速度更快。現在賺幾千萬感覺好多好多，但再過幾年都是廢紙，1943年西南聯大買一個電錶就能花掉15萬元。
與其把錢放在銀行里貶值，不如把錢用在實處，至少周赫煊心裡要好過一些。
當然，還有更穩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錢換成黃金或外匯。四大家族帶頭各種存儲外匯，民間人士則挖空心思儲備黃金，傻瓜才把不斷貶值的法幣捏在手裡。
梅貽琦拿著支票，感覺心頭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謝你對聯大所做的一切，我會立即讓人購買磚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電報，笑道：“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師生，已經發來回電，他們昨天就從成都啟程了，還帶來了美國引進的良種雞。我只負責出錢，剩下的你們自己接洽解決，開辦養雞場的資金我會陸續匯來。”
“聯大師生一定把雞養好。”梅貽琦說。
民國時期，就屬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最厲害。前者始於清末張之洞，技術底子雄厚；後者就更厲害，各種國外知名農學家前來教學，一些國際友人在抗戰期間也沒離開中國。
這麼說吧，除了部分屬於蘇聯支援以外，新中國的農業技術發展就是靠這兩所大學打下基礎的——這還是在大量頂尖農學家選擇前往台灣的情況下。
另外北平農業大學也比較給力，但比起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還是遜色許多，主要原因是長期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導致師資和生源越來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離開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訪了龍雲的三公子，感謝對方提供香菸等物資，還給龍三公子寫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評論》刊載周赫煊的文章，標題為：《當今學生之任務與期望》。
西南聯大雖然被稱為民國最窮的學校，但他們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卻辦出了一本抗戰期間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刊物，那便是錢端升先生創辦的《今日評論》。
《今日評論》的創刊目標很明確，那就是為抗戰提供服務，投稿者主要為西南聯大教授，也有一部分文章的作者來自其他學校。投稿人一個個大名鼎鼎，有：朱自清、羅文贛、楊端六、潘光旦、馮友蘭、錢鍾書、陳岱孫、史國綱、葉公超、陸侃如、張道行、林徽因、王元照……等等等等。
文章的內容也五花八門，有討論戰局的，有討論政治的，有討論經濟的，有討論教育的，有討論社會秩序的。甚至有人公開宣傳共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讓以老蔣為首的中央政府非常不高興。
正因如此，常凱申對西南聯大經常不管不顧，甚至教育部也刻意壓著經費不發。而當日寇占領越南以後，中央政府要求西南聯大搬遷，西南聯大也堅決不肯，因為怕遷到重慶以後失去辦學自由。結果是學校早餐都被取消了，學生們有時候一天只能吃一頓飯，身體素質奇差，經常發生上課暈倒的狀況。
周赫煊那篇文章發表在《今日評論》以後，立即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因為核心觀點只有一個：高校學生最好不要參軍。
周赫煊希望學生們儘可能的學習知識，在戰時大後方多做科學研究，為國家提供先進技術。而且學生們更艱巨的任務在抗戰勝利以後，屆時中國必然滿目瘡痍，戰後中國的恢復與發展都要依靠這些學生。
有人贊同周赫煊的觀點，也有人表示強烈反對，無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一套。大部分人雖然高喊著抗戰必勝，但其實心裡都沒底兒，恨不得人人都去參軍打仗，投筆從戎更是被視為愛國的典型。
所以有學者狠批周赫煊，認為他是在打擊學生參軍的積極性，這種做法非常要不得。
第九百章 兩個逗比
林國達感覺人生很奇妙，他只是每天問些亂七八糟的問題，居然就被周赫煊認為孺子可教，還把他收為親隨弟子兼文學秘書。
在同學們羨慕的眼神當中，林國達跟隨周赫煊一起離開西南聯大。他對此感到欣喜，同時又萬般不舍，但還是下決心走了，畢竟給周赫煊做入室弟子這種機會很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