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5頁
這種誤會應該屬於洪門大佬刻意為之，因為華人在美國地位很低，而共濟會又貌似很牛逼的樣子，於是直接把洪門的英文名取為“中國共濟會”（“美生”是“自由工匠”的音譯）。
所以，孫中山和常凱申不是什麼共濟會會員，而是洪門中人，只不過洪門的英文名叫中國共濟會而已。
當初周赫煊跟常凱申瞎扯淡，把共濟會一頓亂吹。由於兩人使用中文對話，老蔣完全沒有反應過來，事後派人調查才知道，原來洪門的英文名就是“中國共濟會”，於是更加覺得原版共濟會高大上。
中國共濟會和共濟會，標誌相同，名稱相似，其實八竿子打不著，類似於“大個核桃”和“六個核桃”的關係。
讀者們以後看到有誰用中國共濟會或中國美生會裝逼，那就狠狠打他臉吧，畢竟《民國之地攤崛起》也具備科普性質的。
閒話休提……
史汀生雖然不在意那50萬美元支票，但普利茲兄弟卻嚇了一跳。
亨利·普利茲說：“這些錢太多了，請周先生收回。我們建立的協會，是美國人援華協會，只接受美國人的捐贈。”
“不。”周赫煊把支票塞到對方手裡說，“普利茲先生，現在的中國淪陷區，還有很多中國人處境艱難。他們被日軍肆意搶奪財物，好多家庭被洗劫一空。我希望，貴組織能夠聯絡在華傳教士，用這筆錢資助那些生活貧困的中國人。”
法蘭克·普利茲問：“為什麼不讓中國人出面援助呢？”
周赫煊解釋道：“西方人援助更安全，日本暫時還不敢跟歐美列強撕破臉。”
“好吧，那我們收下。”亨利·普利茲承諾說，“我會把周先生的捐贈，每一分都用在中國人身上。”
周赫煊又問：“兩位神父，你們覺得日軍在南京殺了多少人？”
法蘭克想了想說：“現在公認為有上萬遇難者，但據我的親身經歷，我估計至少有五萬以上。因為國際安全區就接納了近30萬難民，但我們離開中國時，安全區里登記的難民數量只剩下25萬。”
“我推測南京遇難者人數，至少有30萬，而且接近40萬。”周赫煊凝重地說。
“怎麼可能！”
三個美國人齊聲驚呼。
史汀生瞠目結舌道：“日軍在南京殺了30多萬人，他們是魔鬼嗎？”
法蘭克搖頭說：“日軍攻打南京時，南京的平民有50多萬，再加上近10萬的潰兵，南京城內中國人的總數量才60多萬。而國際安全區還保護了25萬難民，如果日軍屠殺了30多萬人的話，難道他們把南京城殺空了？”
周赫煊點頭說：“很有可能。我聽倖存者說，在國際安全區以外，南京城裡已經幾乎見不到活人了。”
“噢，上帝！”史汀生難以置信。
亨利問：“周先生有確鑿證據嗎？”
周赫煊搖頭說：“我手上有大量的一手資料，但還沒有更多的證據。我已經聯繫了拉貝先生，他正在坐船趕來美國，他手裡的證據更多。”
“是德國的約翰·拉貝？”法蘭克問。
“就是他。”周赫煊道。
法蘭克說：“拉貝先生確實是個正直的人，很期待能與他再見面。”
約翰·拉貝就是《拉貝日記》的作者，此君雖然屬於納粹黨員，但並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不但如此，他利用自己納粹黨員的身份，擋住了日軍無數次的刁難。他是南京國際安全區的主席，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保護了600多個難民，而他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安全區，保住了25萬中國人的性命。
有一次，日軍翻牆進入安全區，拉貝連忙趕來制止暴行。在得知拉貝是德國納粹以後，那些日本士兵連忙道歉，準備從大門出去。拉貝憤怒地命令日軍重新翻牆出去，大概意思是從哪裡來，就從哪裡滾，兇殘的日軍居然也照做了。
就在前些日子，拉貝回德國並寫信給希特勒，詳細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希特勒大罵日本是野蠻民族，認為其屠殺手段不文明，屠殺的藝術應該是不見血的，然後命令蓋世太保嚴密監視拉貝行蹤。
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的主席，拉貝在德國的地址很容易查到。於是周赫煊給拉貝拍電報，說要在美國為拉貝出版南京日記，拉貝立即就答應了，並帶著家人坐船往美國這邊趕。
同樣的見證人還有魏特琳女士，她的日記在美國《同學》雜誌連載，但內容都跟金陵女子大學有關。作為金陵女子大學的安全區負責人，魏特琳只收容中國婦女，而這恰恰成為吸引日軍的關鍵，經常有日軍闖入校內搶女人。
到後來，魏特琳只能自己守在校門口，嚴防日寇獸性大發。但日寇卻總是幾個人把她包圍控制，再分出人手進校搶婦女，讓魏特琳分身乏術，心靈倍感煎熬。
如今魏特琳還留在中國，但她的精神已經出現問題，再過兩年就要抑鬱自殺，在她家鄉的墓碑上刻著四個中文字——金陵永生。
同樣自殺的，還有半個多世紀後的張純如。她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料，她的著作引起西方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自己卻長期受到精神折磨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脅，終於在抑鬱當中吞槍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