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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中日戰爭的前景是悲觀的,看不到絲毫勝利的希望。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初期,這些人經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會,交流自己對戰爭和政治的看法。

  後來胡適給他們這些人取了個雅號,叫做“低調俱樂部”,以此來顯示自己與那些激進高調分子的不同。

  只不過,當“淞滬會戰”結束以後,澆滅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氣焰。胡適、張君勱等人因此得以重獲信心,積極主張抵抗到底,而汪兆銘、周佛海等人則做了漢奸。

  陶希聖此時翻閱著新出爐的《非攻》雜誌,不屑地說:“這種刊物誤國誤民,會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早該禁掉了!”

  梅思平嘆息說:“也不知周赫煊給委員長灌了什麼迷魂湯,居然忍耐他至今。國賊不除,中國必亡!”

  “哈哈,周明誠這次可慘了,必然名聲喪盡。”周佛海笑道,“還要多虧了肇熉兄。”

  楊肇熉謙虛道:“我只是順手而為,當不起周兄謬讚。”

  楊肇熉,政壇女強人鄭毓秀的姐夫,靠裙帶關係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此人的人品很有些問題,胡適已經跟他絕交了,要知道胡適可是個好好先生,他是不會輕易跟人絕交的。

  順便一提,楊肇熉的老挑(鄭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後來還做了台灣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這次被上海法院飛快發傳票,就是楊肇熉搞的鬼。法院那邊收到張達民的起訴書,本來拿不準是否該立案,結果楊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親自過問,督促屬下儘快發傳票開庭。

  周赫煊和楊肇熉有過節嗎?

  沒有。

  周赫煊甚至跟楊肇熉的小姨子鄭毓秀見過一面,當時大家共同參加洋人太太的沙龍——就是有宋美齡現身那次。雖然關係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與鄭毓秀都比較敬佩對方。

  那楊肇熉為什麼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周赫煊及其《非攻》雜誌,已經成為中國“主戰派”的一面旗幟,激進的“主和派”們必須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楊肇熉、陶希聖、梅思平在內的許多“主和派”,都覺得自己是為國為民,而周赫煊則是把中國引向深淵的國賊。他們認為中國輸不起,中日之戰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們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聲,讓國人知道周赫煊的醜陋嘴臉,從而降低《非攻》雜誌的公信力和美譽度。

  說一千道一萬,立場和理念不同。

  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一旦碰到機會絕不放過。

  梅思平說:“周先生,報社那邊還要加把勁啊,許多大報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連《中央日報》都沒有介入。”

  周佛海笑道:“放心吧,汪院長(汪兆銘)那邊已經溝通好了。最早明天,《中央日報》就要刊發社論,嚴厲批評周赫煊的低劣品德。”

  “不僅要搞倒周赫煊,我們還要創立自己核心刊物。”陶希聖說,“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創立了《非攻》雜誌。前者的政論文章還算客觀,後者竟一味鼓吹抗日,這如何能忍?我們也要創辦一個刊物,宣傳我們的主張,讓那些叫囂抗日的莽夫們冷靜冷靜!只有隱忍,中國才有出頭之日。勾踐能夠臥薪嘗膽十年,現在的中國又怎能急於一時?”

  周佛海皺眉道:“可現在的主流輿論就是鼓吹抗日,我們要是辦一個主張和平的刊物,恐怕會面臨千夫所指。”

  陶希聖說:“我們不要直接反對抗日,可以討論中國文化,討論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將我們的救國思想慢慢的滲透在其中。”

  “這主意好!”梅思平拍手大讚。

  陶希聖和梅思平屬於不打不相識的冤家,兩人曾經打筆仗互懟好幾年,現在卻因同樣的政治主張走到一起。

  歷史上,陶希聖主辦的《文化建設》雜誌,還有兩個月就要創刊。他在雜誌中聲稱:中華民族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存在的依據。因此,要使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有中國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這個觀點並不算錯誤,只是陶希聖太過保守了,屬于堅定的守舊派。他後來又跟周佛海創辦“藝文研究會”,專門分析討論國際和抗日問題,討論來、分析去,思想越來越悲觀,於是兩人都做了漢奸。

  不管是陶希聖,還是周佛海,他們現在並非一心賣國,反而認為自己是在救國。而救國,就必須隱忍,不能激怒日本,所以積極主戰的周赫煊必須打倒!

  要打倒周赫煊這種享譽國際的大學者,只能選擇從私德下手,最好一次性搞臭,讓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個偽君子。

  周佛海再次舉起酒杯,語氣熱誠的高呼:“來,讓我們為了中國的未來,讓我們為了民族的崛起,共飲此杯!”

  “乾杯!”

  第六百一十九章 發酵

  七月底。

  中國的主流報紙突然變成了兩派,一派以《中央日報》為首,狠狠譴責周赫煊的私德問題;一派以《大公報》、《申報》為首,挪舉出大量關於張達民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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