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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廣告多點才好。要是接不到廣告，廣播公司關門歇業了，大傢伙兒上哪兒聽節目去！”眾人紛紛附和。
如今天津的廣播公司主要有兩家，除了周赫煊的中華廣播外，上海那邊也來天津開了分公司。但老百姓還是更愛聽中華廣播，一來大家念舊，二來中華廣播的節目更有意思。
廣告結束後是一段京劇選段，袁三兒樂呵呵聽著，不時看看身邊的媳婦兒，感覺生活充滿了滋味。
突然，廣播裡傳來陌生而熟悉的聲音：“聽眾朋友們，大家好，現在是《晚七點閒話》時間，我是主持人周赫煊……”
“嘩！”
店鋪前的人轟動起來，他們雖然只是小老百姓，卻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辦廣播且不說了，去年周赫煊運了好幾船的糧食來天津，發往北方的各大災區，那可是引起了大轟動，人人都說周先生是活菩薩。
“這回值了，周先生親自做廣播！”
“人家可是大學者、大人物，居然還來給咱們這些湊悶子。”
“周先生大善人啊，我聽山東的親戚說，那邊已經有人給周先生立長生牌位了。”
“胡同口算命的劉瞎子說，周先生是文曲星轉世，那可了不得！”
“我侄子還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學念書，每天中午有糙面饅頭吃。那小子不僅長得壯了，學問也見長，報紙上的字兒都認得。”
“……”
只聽周赫煊的聲音繼續從收音機里傳出：“從一月份開始，天津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無疑就是電車漲價的事情。今天我們專門請到幾位嘉賓，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清華法學院長陳岱蓀先生，歡迎陳博士來中華電台做客！”
陳岱蓀說道：“大家好，我是陳岱蓀。”
周赫煊又說：“還有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國際知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歡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聽眾朋友們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繼續說道：“最後一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清華政治學系教授張奚若先生。張先生你好！”
張奚若說：“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張奚若。”
三位嘉賓介紹完畢，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白領中產階級，都對這個節目肅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學的博士、碩士啊，平時很難見到的，能聽他們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開始說到正題：“陶先生，你對天津電車漲價風波怎麼看？”
陶孟和道：“這漲價漲得毫無道理，我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以天津普通人的經濟收入，跟電車公司漲價之後的票價，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實上，天津的電車票價，這十年來連續上漲好幾次，已經比北平的票價都搞出12％。”
周赫煊又問陳岱蓀：“天津電車公司這次漲價的理由，是說自身虧損嚴重，只有漲價才能維持運營。陳博士，你是研究經濟、金融和財政的專家，你來說說詳細情況吧。”
陳岱蓀侃侃而談：“天津電車公司成立於1904年，也就是28年前，電車在1906年正式運營。電車公司每年收益穩定，早在1912年就已經收回全部投資，剩下這30年的收入都屬於純利潤。到去年為止，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的毛利潤已經接近400萬元，他們不可能會虧本。”
周赫煊問道：“400萬元的毛利，那很多啊！這些錢都進了電車公司的口袋嗎？有沒有給天津政府上稅？”
陳岱蓀解釋道：“電車電燈公司繳納給天津市政府的錢，不叫稅，而叫報效費，去年的實際報效數大概為12萬元。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電車經過租界時，需要支付給各租界一筆‘通過費’。單是去年支付給法租界的‘通過費’，就高達74萬元！”
周赫煊總結道：“也即是說，比利時人在天津開電車公司，只給天津市政府上稅12萬元，卻給法租界繳了74萬元的過路費？”
“是的，就是這樣。”陳岱蓀說，“電車公司交給各租界的過路費，加起來每年大概有160萬左右，但給天津市政府的報效費卻只有12萬元。”
周赫煊問張奚若：“張先生，這符合常理嗎？”
張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惱怒道：“這完全是不講道理的做法！電車屬於公共事業，電車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間，這些空間都是屬於全體天津市民的。不僅如此，電車還經常撞傷撞死百姓，給老百姓的出行帶來了人身危險。因此，電車公司作為補償，不能收取過高的票價，同時還應該給政府納稅，用來改善市政環境和市民生活。這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憑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公司，正常繳稅只有12萬元，卻給各國租界上交160萬元的過路費？純粹是欺負人！”
以前老百姓只覺得電車漲價不合理，但究竟怎麼不合理，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現在聽幾位學者教授講道理，瞬間明白其中的內情，一個個氣得破口大罵。
“太埋汰人了，哪有這樣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後堅決不坐電車。”
“誰說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還不給他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