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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鐘頭後，孫永浩抱著厚厚一沓報紙回來。
周赫煊專挑時政新聞閱讀，很快就找到自己想要的消息：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目前正在廬山別墅中養病。
上個月，朱培德也去了北平，跟常凱申、馮玉祥、閻錫山等人一起，在先總理靈前舉行祭告典禮。接著他又參加了湯山會議（分贓大會），參與討論軍事整理方案和軍事意見書。
也正是在此期間，朱培德染上疾病，在北平協和醫院住了好幾天。他連南京的國黨五中全會都沒參加，便自己返回江西，請辭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但被挽留下來，繼而又躲進廬山別墅“養病”。
其實朱培德的病早好了，他只是不想奉命去井x山“剿匪”而已，因為朱老總是他最好的朋友。
去年朱培德在廬山“養病”，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當時常凱申要朱培德清黨，朱培德明知朱老總有問題，卻把南昌軍政大權全部交由朱老總處理，自己遠遠地躲進廬山，結果搞出個南昌起義。
周赫煊不想摻和兩黨之爭，他只有一個目的——請朱培德幫他做媒。
周赫煊四處打聽朱培德的喜好，結果發現此君不嫖不賭不愛錢，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奉承結交的弱點。
沒辦法，周赫煊只能空著手上門拜見。
廬山別墅。
朱培德吃過早餐，正在讀報，突然秘書進來稟報：“主席，外面有位周赫煊先生求見。”
“就是寫《菊與刀》和聯絡東北易幟的周赫煊？”朱培德前段時間就在北平，對周赫煊有所耳聞，他說，“請周先生進來吧。”
此時的朱培德已經略微發福，理著軍人寸頭，端坐在那裡頗有些不怒自威的儀態。
周赫煊抱拳道：“朱主席，冒昧來訪，還請恕罪。”
“哪裡哪裡，快請坐。”朱培德笑著說，“我前段時間逗留平津，可是經常聽到關於周先生的傳聞。特別是天津百姓，都說周先生是大善人。還有先生那本《菊與刀》，我在醫院養病時多有拜讀，受益良多。”
“一家之言，貽笑大方。”周赫煊謙虛道。
歷史上，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朱培德突然病逝。
常凱申嚴重懷疑是日本特務下毒，命令戴笠徹查朱培德的死因。調查雖無結果，但卻可折射出朱培德在抗戰籌備工作中，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朱培德也是積極反日的，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就要求抗日。
可惜抗戰爆發前，朱培德就去世了。否則以他的軍事才能，以及積極抗日的態度，說不定還能指揮打幾場漂亮仗。
“並非一家之言。”朱培德擺手說，“我三年前與百里兄會面，他也常說日人亡我之心不死，乃是中國未來的大敵。”
周赫煊笑道：“正巧了，我上個月剛好跟百里兄見過面，還厚著臉皮向他討要了墨寶。”
“哦，百里兄身體還好吧？”朱培德問。
“偶爾會咳嗽，老毛病了。”周赫煊道。
朱培德嘆息道：“他啊，就是性子太烈，一言不合就掏槍自殺，結果弄出難以癒合的老毛病。”
周赫煊笑道：“不過也因禍得福，渠道一位溫柔賢淑的日本太太。”
“哈哈哈哈，說得也是。”朱培德大笑起來。
蔣百里的夫人左梅，原名佐藤屋登，正是蔣百里自殺受傷後，被請來負責照顧他的日本護士。
左梅雖然是日本人，但嫁給蔣百里後卻入了中國籍，即便以後中日爆發戰爭，也從始至終站在丈夫和中國人這邊。
因為有共同的朋友，朱培德和周赫煊之間親近了許多。
朱培德問道：“東北易幟之事，周先生可有把握？張少帥那邊究竟是如何考慮的？”
“張少帥打心裡想要中國統一，他也是愛國人士。”周赫煊笑道，“說起愛國，東北還有一位典範人物。”
“誰啊？”朱培德問。
“馮德麟的公子馮庸。”周赫煊說，“馮庸在父親去世後，便散盡家財，籌款300多萬辦教育。他的學校免收學費，而且以理工科為主。學校里無論老師還是學生，每天都要進行軍事訓練，這是為以後跟日本人打仗做準備。”
“竟有此事？”朱培德欽佩道，“真乃愛國義士也，可惜無緣一見。”
周赫煊笑道：“以後有的是機會。”
朱培德嘆息說：“中國和日本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幸好現在國家即將統一，咱們可以努力發展工業。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只要隱忍發展，總有一天能夠追趕日本。”
“我也是這麼想的。”周赫煊附和道，心中卻在感嘆：統一了還不是年年打仗，黃金十年只是說起來好聽而已。
朱培德此人也是骨子裡的愛國主義者，北伐將領當中，只有朱培德和馮玉祥對赤黨網開一面，而且他做得更加大膽。願意離開的紅黨分子，朱培德補發軍餉禮送出境；願意留下來的紅黨，朱培德照用不誤，而且依舊委以重任——比如朱老總。
歷史上朱培德去世時，給常凱申留了三句遺言：第一，抗戰在即，國力有限，我死之後，請從簡安埋。第二，家屬子女，讓他們自食其力，不要因我而厚待照顧。第三，不要怪葉小姐（家庭護士），這是我們國家醫學不發達，不能解除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