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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是黨部那群人幹的，張群立即笑著安撫道：“周先生，你不要著急嘛。若是你有異議，咱們可以慢慢討論，何必一見面就興師問罪呢？”
周赫煊坐下說：“我要求解禁《神女》和《狗官》。”
張群如同個笑面佛，笑嘻嘻地說：“周先生，你的《大國崛起》我是拜讀過的，本人極為佩服。但說實話，像《神女》和《狗官》這種書，實在有些抹黑中國的政府和百姓。反正你該賺的稿費也賺了，何必再計較那些。”
周赫煊言辭激烈道：“你們查封我的書，請問是根據那條法律規定？南京國民政府連《出版法》都沒頒布，你在沿用北洋政府的法律查禁我的作品嗎？這個中國，到底是北洋政府的天下，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天下。你們上海黨部到底想幹什麼？想幫北洋軍閥復辟嗎？”
張群瞬間語塞，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初創，還真沒頒布《出版法》（1930年底頒布），查封書籍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
還是讀書人嘴皮子利落啊！
張群心中感慨，詭辯道：“周先生，上海黨部查封書籍，是出於國黨的訓政要求。你的書有重大違禁嫌疑，所以才遭到查禁，跟什麼《出版法》沒有關係，你也別跟我講法律。”
張群是絕對不會幫周赫煊解禁的，否則上海黨部威嚴何在？
周赫煊冷笑問：“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只需要黨，不需要法律了？”
“可以這麼說，黨即是國，黨即是法！”張群毫不客氣的回答。
“很好，我明白了，多謝張市長解惑。”周赫煊氣得不輕，抱拳道，“告辭！”
即便是北洋政府要查封書籍和報館，那也得搬出法律做門面。
這國民政府還真厲害，連“黨即是法”都能說出來。可想而知，當權在位者想幹啥就幹啥，根本就沒有任何限制，這樣的政黨不完蛋才見鬼了。
周赫煊氣呼呼地回到徐志摩家，對老徐說：“志摩，借你的書房一用。”
“你又要寫文章了？小說還是詩歌？”徐志摩笑問。
“雜文！”
周赫煊是真被氣得不輕，就算有法不依他都能忍，完全沒有法律而亂來，這已經到孰不可忍的地步了。
周赫煊攤開稿紙，徐志摩趴在旁邊看著，只見周赫煊寫下五個大字——論法的精神。
第二百三十七章 交鋒
早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寫過一部宏文著作，叫做《論法的精神》（原名《l'esprit des lois》）。
這本書由晚清思想家嚴復，首先翻譯到中國，不過此時的中文譯名還叫《法意》，《論法的精神》是後世版本的翻譯名字。
周赫煊提筆寫道：
“先秦諸子當中，法家和儒家塑造了兩個強大的力量，儒家主張‘禮治’、‘德治’，而法家則崇尚‘以法治國’。《管子》曾言：‘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意思是說，只要不政出多門，僅僅運用法律，就能如舉手投足般輕鬆治理好國家。可見，我們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從治國戰略的高度來看待法律。
漢代雖罷黜百家，後世的歷朝歷代，也都推崇儒家的‘禮治’、‘德治’，但從來沒有哪個朝代，把法律也一起廢除掉。中國也沒有哪個盛世，不是法律健全，吏治清明的，就連皇帝也要守法！
我們先來看個小故事。
宋真宗年間，有個親事官把皇宮裡的金碟丟了。侍從對宋真宗說，先打他一頓。宋真宗不允，命人先找失物。侍從又說，不打他，他不知道厲害。若是金碟是被他自己藏起來的，他還能去找嗎？一打他就招了。宋真宗強調，不能隨便打人。侍從道，您是皇帝，想打誰就打誰。宋真宗解釋道，我大宋是有法律的，大家應該按法律辦事，皇帝也不該隨便打人。
此即為：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
周赫煊寫了一通中國古代的法律常識，又開始寫西方的相關內容：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著鴻篇巨作《法意》。此書出版僅兩年，便印行22版，各種外文譯本相繼誕生。《法意》是美國的建國理論基石，法國的《人權宣言》也脫胎於《法意》，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理論亦源於此書……”
周赫煊大談西方列強的法制精神，接下來又把孫中山當做自己的理論武器，他寫道：
“民國七年，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指出，中國的革命程序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常總司令已經宣布革命進入訓政階段，何為訓政呢？中山先生稱為‘約法之治’，既制定約法，軍政府、地方議會以及人民都要遵守，目的是讓人民養成平等自由的資格和掌握主權的能力。
而今之民國訓政，只見軍政府，卻不見約法，或者說法律並不完善。
最近有人說，黨即是國，黨即是法，這是在公開反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嗎？
上海黨部封禁我的《神女》和《狗官》，我有兩點異議。第一，法律依據在哪裡？第二，執行機構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