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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月中，不時有軍閥、官僚前來拜會。
但凡是被常凱申在書房接待的客人，看到那些書都會大吃一驚。
於是戲劇性的情況出現了……
碧雲寺行館接待室，顏惠慶、熊希齡、潘復等人正在等待接見。
熊希齡最先進去，他如今和常凱申是鄰居，在香山建有慈幼院（沈從文以前就在這座慈幼院打工），是北平著名的慈善家。
如今東北易幟雖然還沒談妥，但東北到山東的救命糧道卻已打通，熊希齡將被任命為全國賑災委員會委員。
這也是常凱申久留北平的任務之一，平津兩地有太多民國元老，這些人是有利用價值的。收服了他們，等於收服一大片，各種人脈和渠道都能打通。
比如熊希齡資格就很老，人家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理。
熊希齡一走進書房，就看到書架上那兩排周赫煊的作品，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異樣，便跟常凱申談起賑災事宜。
第二個進去的是顏惠慶，這位先生就要憋屈得多。常凱申雖然和顏悅色地跟他交談，但並沒有委以重任，顏惠慶只能黯然離開。
第三個進去的是潘復，這傢伙在書房待的時間最久。
當初周赫煊與張學良初次見面，就是在潘復家中。此人八面玲瓏，跟哪個派系都關係良好，年初還給張學良做了幾個月高級顧問。
常凱申跟潘復談的，自然是東北易幟問題，希望從潘復口中多多了解張學良。
潘復對此大失所望，他是來謀官的，結果常凱申只讓他跑腿。
離開的時候，潘復下意識地看了看書架。等他返回天津後，立即對司機說：“去三樂堂！”
周赫煊的新居三樂堂，莫名其妙就成了熱門場所，每天都有亂七八糟的人來投拜帖。
在北方的軍政兩界，已經漸漸傳出消息：常總司令是周先生的鐵桿書迷。
第二百二十九章 南戴北周
在《菊與刀》問世的同時，好巧不巧，南方那邊出了本《日本論》，兩書問世的時間相差不到半個月。
戴季陶的《日本論》，一向被視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學者認為它比《菊與刀》寫得更深刻。
畢竟，真正了解日本的，還得是中國人。
不過《菊與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後，內容已經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連內容框架都不一樣了。
上海。
國富門路有一棟小洋樓，是蔣百里最近買下的。他把北平的舊居賣了7500大洋，又向興業銀行辦抵押貸款，終於湊夠錢在上海買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剛剛開始時，常凱申、孫傳芳和吳佩孚同時發出邀請，希望蔣百里能去做他們的參謀長。
蔣百里最開始答應了吳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勸吳佩孚跟廣州革命軍合作。吳佩孚當然不會聽從建議，於是蔣百里便辭職走人了。
由於傳統的節義思想作祟，蔣百里短期內不想事二主，隨即拒絕常凱申和孫傳芳的邀請。但他最終還是去了孫傳芳那邊，不是做五省聯軍參謀長，而是擔任類似於地方警備司令的職務。
蔣百里這些年都不願摻和軍事和政事，頗有些棄武從文的意思。他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到了21世紀，仍舊是中國美術專業學生的重要選讀書籍。未來中國歷史課本中，有關文藝復興意義的那塊，基本上沿用繼承了蔣百里的觀點。
不僅如此，蔣百里還參與創建了文學研究會，加入了新月社，於徐志摩交情頗深。
兩年後蔣百里入獄，徐志摩激動之下，直接扛著鋪蓋卷陪蔣百里坐牢——真在監獄打地鋪睡了一晚上。
自從孫傳芳兵敗失勢後，蔣百里便處於賦閒狀態，每天的主要功課便是讀書看報。
最近，蔣百里發現兩本有意思書，一本叫《菊與刀》，一本叫《日本論》。
蔣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論》，因為這本書字數更少。
怎麼說呢？
《日本論》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說中國人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書中主要論述了日本的神權、皇權、文化、武士道思想，以及國體制度、社會階級、軍國主義、明治維新、南進北進（南為東南亞、太平洋，北為朝鮮、滿蒙）政策等內容。
總的說來，戴季陶的《日本論》一書，觀點客觀中肯，行文平和講理。既有對日本的批判和諷刺，也在某些地方有稍許美化，最大的優點是對日本國體構成和擴張策略分析得比較深入。
蔣百里對《日本論》還是很讚許的，唯一讓他不喜歡的是，戴季陶在字裡行間，隱隱約約透出一種對日本的敬慕。
放下《日本論》，蔣百里又開始閱讀《菊與刀》，只看完開卷一段話，他就感到精神猛震。
跟戴季陶的中正平和比起來，周赫煊的筆鋒更加犀利直白。兩書都是把日本視為未來之敵，但戴季陶要含蓄得多，周赫煊卻根本不加以掩飾，明明白白指出日本會侵略中國。
在討論日本民族性上，戴季陶只用了“虛偽”一詞，周赫煊卻用的是“矛盾”。
戴季陶在書中論述日本的“南進北進”策略，沒有直說日本侵略中國，也沒說日本要和諸國列強再發戰端。周赫煊則直接指出，北進就是占據朝鮮和東北，南進就是占領台灣、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中日早晚得有一場全面戰場，甚至把歐美諸國都要卷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