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偏正式結構。
這一以偏修飾正的結構在漢語中大量存在，以至於不使用它，講漢語的人便無法開口說話。因為在一個句子中，如果僅僅有主體性詞彙，而沒有主導性修飾，將使這個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態等可讓人具體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壞事”、“高樓”、“紅旗”、“慢跑”這一類詞，假如把前綴的修飾詞統統去掉，後面所有的中心詞，便全都變成了沒有具體能指的中性詞。由此可見，在偏正式結構中，與“正”相比，“偏”處於一種給句子和詞組定性的地位。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偏正式結構以中心詞為主體，以修飾詞為主導，“正”是“偏”的軀體，而“偏”則是“正”的靈魂。當軀體作為一種前提確立之後，靈魂的作用顯然更具決定性意義。這種主體從屬於主導的關係，是偏正式結構得以存在的基礎，同時，作為與客觀世界對應的符號系統的結構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們暗示某種超出語言範疇的規律性的東西。
順著這條路徑走下去，我們很快就會看出，不僅僅在“好人”、“壞事”、“高樓”、“紅旗”這類詞組，也不僅僅在航空母艦、巡航飛彈、隱形飛機、裝甲運兵車、自行火炮、精確炸彈以及快速反應部隊、空地一體戰、聯合作戰這類軍語中，偏正關係大量存在。在語言範疇之外的世界裡，同樣層層疊疊地布滿了這種關係。這正是我們借用——僅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這一人類語言系統中僅見的修辭方法於自己理論中的意義所在，我們無意把戰爭與修辭學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這一語詞來闡示自己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因為我們認定在許多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中都大量存在著偏與正的關係，並且在這種關係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導性作用，這種作用我們姑且稱之為“以偏修正”（注意，這不是作為修辭方法的偏正式結構的本意，而只是我們的引伸）。如一個國家，人民是主體，而政府是國家的主導；一支軍隊，士兵和中下層軍官是主體，而統帥部是軍隊的主導；一次核爆炸，鈾或鈽是主體，而對它們的轟擊手段是引發鏈式反應的主導；一次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受害國是主體，而金融投機家是造成危機的主導。沒有政府的主導，人民就是一盤散沙；沒有統帥部的主導，士兵就是烏合之眾；沒有轟擊手段，鈾和鈽就是一堆礦物質；沒有金融投機家的興風作浪，受害國的調節機制理應能使它們避開一場金融浩劫。在此類關係中，拋開雙向互動的因素不談，誰是偏誰是正，誰修飾誰，可以說不言而喻。
以上論述表明，這種偏正式結構是一種非對稱性結構，因而偏與正之間是一種非均衡的關係。在這點上，與黃金分割律的情況非常相似：0.618與1之間就既是一種非對稱結構，又是一種非均衡關係。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種表述的偏正式。因為在偏正結構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黃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這是兩者間共同的特徵。規律告訴我們，在兩個特徵相似的事物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相似的規律。如果在黃金分割與偏正結構之間確實存在共同規律的話，那就應該是：
0.618＝偏。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大概非田忌賽馬的典故莫屬了。在總體實力處於下風的情況下，大軍事家孫臏揮灑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國博弈智慧的經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馬對齊王的上馬作開局，在輸掉必丟的一局後，再用己方的中馬和上馬，連克對方的下馬和中馬，確保了獲勝所需的兩局優勢[8]。這種以丟一保二策略（主導）去贏取整個賽局（主體）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典型的偏正式結構。而其三局兩勝的結果，則又完全符合2：3的黃金比率。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匯流、二律合一：
--------
[8]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黃金律＝偏正律。
找到規律是研究問題的結果，也是研究問題的開始。只要我們相信有一個名曰偏正律的東西普遍貫穿於事物的運行之中，我們就應該相信，這一規律同黃金律一樣不會獨獨在軍事領域留下空白。
事實也的確如此。
齊魯長勺之戰。兩軍對陣，齊軍來勢洶洶，魯軍按兵不動。齊軍擂了三通鼓、沖了三回陣，仍未撼動魯軍陣腳，氣勢明顯低落。魯軍趁機反攻，大獲全勝。戰後，謀士曹劌向魯莊公點破了此役齊敗魯勝的道理：敵軍“一鼓作氣，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從整個戰役的進程來看，此戰可分五個階段：齊軍一鼓——齊軍再鼓——齊軍三鼓——魯軍反攻——魯軍追擊。從第一到第三階段，曹劌採取了避敵鋒芒的策略，使齊軍在沒能取得任何戰果的情況下，便迅速越過了自己攻擊力的黃金點，而魯軍則準確地選擇此點為反攻時機，在2700年前的戰場上充分印證了黃金分割律（3:5G0.618）。可以肯定，當時的曹劌，絕不可能知曉晚於他200年的畢達哥拉斯和他的黃金分割理論。況且，就是他知道這一理論，也不可能在一場正在進行的戰事中，準確地測知哪裡是它的0.618。但他卻憑直覺猜測到了這一閃爍黃金光芒的分割點，而這正是所有天才軍事家們共有的稟賦。
這一以偏修飾正的結構在漢語中大量存在，以至於不使用它，講漢語的人便無法開口說話。因為在一個句子中，如果僅僅有主體性詞彙，而沒有主導性修飾，將使這個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態等可讓人具體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壞事”、“高樓”、“紅旗”、“慢跑”這一類詞，假如把前綴的修飾詞統統去掉，後面所有的中心詞，便全都變成了沒有具體能指的中性詞。由此可見，在偏正式結構中，與“正”相比，“偏”處於一種給句子和詞組定性的地位。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偏正式結構以中心詞為主體，以修飾詞為主導，“正”是“偏”的軀體，而“偏”則是“正”的靈魂。當軀體作為一種前提確立之後，靈魂的作用顯然更具決定性意義。這種主體從屬於主導的關係，是偏正式結構得以存在的基礎，同時，作為與客觀世界對應的符號系統的結構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們暗示某種超出語言範疇的規律性的東西。
順著這條路徑走下去，我們很快就會看出，不僅僅在“好人”、“壞事”、“高樓”、“紅旗”這類詞組，也不僅僅在航空母艦、巡航飛彈、隱形飛機、裝甲運兵車、自行火炮、精確炸彈以及快速反應部隊、空地一體戰、聯合作戰這類軍語中，偏正關係大量存在。在語言範疇之外的世界裡，同樣層層疊疊地布滿了這種關係。這正是我們借用——僅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這一人類語言系統中僅見的修辭方法於自己理論中的意義所在，我們無意把戰爭與修辭學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這一語詞來闡示自己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因為我們認定在許多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中都大量存在著偏與正的關係，並且在這種關係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導性作用，這種作用我們姑且稱之為“以偏修正”（注意，這不是作為修辭方法的偏正式結構的本意，而只是我們的引伸）。如一個國家，人民是主體，而政府是國家的主導；一支軍隊，士兵和中下層軍官是主體，而統帥部是軍隊的主導；一次核爆炸，鈾或鈽是主體，而對它們的轟擊手段是引發鏈式反應的主導；一次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受害國是主體，而金融投機家是造成危機的主導。沒有政府的主導，人民就是一盤散沙；沒有統帥部的主導，士兵就是烏合之眾；沒有轟擊手段，鈾和鈽就是一堆礦物質；沒有金融投機家的興風作浪，受害國的調節機制理應能使它們避開一場金融浩劫。在此類關係中，拋開雙向互動的因素不談，誰是偏誰是正，誰修飾誰，可以說不言而喻。
以上論述表明，這種偏正式結構是一種非對稱性結構，因而偏與正之間是一種非均衡的關係。在這點上，與黃金分割律的情況非常相似：0.618與1之間就既是一種非對稱結構，又是一種非均衡關係。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種表述的偏正式。因為在偏正結構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黃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這是兩者間共同的特徵。規律告訴我們，在兩個特徵相似的事物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相似的規律。如果在黃金分割與偏正結構之間確實存在共同規律的話，那就應該是：
0.618＝偏。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大概非田忌賽馬的典故莫屬了。在總體實力處於下風的情況下，大軍事家孫臏揮灑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國博弈智慧的經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馬對齊王的上馬作開局，在輸掉必丟的一局後，再用己方的中馬和上馬，連克對方的下馬和中馬，確保了獲勝所需的兩局優勢[8]。這種以丟一保二策略（主導）去贏取整個賽局（主體）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典型的偏正式結構。而其三局兩勝的結果，則又完全符合2：3的黃金比率。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匯流、二律合一：
--------
[8]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黃金律＝偏正律。
找到規律是研究問題的結果，也是研究問題的開始。只要我們相信有一個名曰偏正律的東西普遍貫穿於事物的運行之中，我們就應該相信，這一規律同黃金律一樣不會獨獨在軍事領域留下空白。
事實也的確如此。
齊魯長勺之戰。兩軍對陣，齊軍來勢洶洶，魯軍按兵不動。齊軍擂了三通鼓、沖了三回陣，仍未撼動魯軍陣腳，氣勢明顯低落。魯軍趁機反攻，大獲全勝。戰後，謀士曹劌向魯莊公點破了此役齊敗魯勝的道理：敵軍“一鼓作氣，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從整個戰役的進程來看，此戰可分五個階段：齊軍一鼓——齊軍再鼓——齊軍三鼓——魯軍反攻——魯軍追擊。從第一到第三階段，曹劌採取了避敵鋒芒的策略，使齊軍在沒能取得任何戰果的情況下，便迅速越過了自己攻擊力的黃金點，而魯軍則準確地選擇此點為反攻時機，在2700年前的戰場上充分印證了黃金分割律（3:5G0.618）。可以肯定，當時的曹劌，絕不可能知曉晚於他200年的畢達哥拉斯和他的黃金分割理論。況且，就是他知道這一理論，也不可能在一場正在進行的戰事中，準確地測知哪裡是它的0.618。但他卻憑直覺猜測到了這一閃爍黃金光芒的分割點，而這正是所有天才軍事家們共有的稟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