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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男人趙平復要有所行動了。他要努力做得像一個紳士,而不是一個卑劣的橫刀奪愛者。第一步是給她的前情人寫一封信。他稱那個見過三次面的男人為“親愛的同學、許峨兄”:你現在或者在怨我,在罵我,我都接受……一月前,馮君給我一封信,我當時很躊躇了一下;繼之,因我們互相多於見面的機會的關係,便互相愛上了。在我,以於事業有幫助,但同時卻不免有糾紛;這是事實告訴你我,使我難解而且煩惱的。在這封不長的信中,這個戀愛中的男人一面理直氣壯地告訴情敵,“我是一個青年,我當然需要女友”,一面曉諭於他:你若愛馮君愈深,你亦當顧馮君有幸福愈大,如果馮君與你仍能結合,仍有幸福,我定不會再見馮君,相信你不會強迫一個失了愛的愛人,一生跟在身邊,我也決不會奪取有了愛的愛人,滿足一時肉慾。

  趙平復帶著勝利者的高姿態勸他,我們的全副精神,都應該放在和舊時代的鬥爭上,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所需要做的是事業,戀愛,這不過是輔助事業的一種“次要品”。

  上海,真是個好地方,有革命,有戀愛。戀愛是為革命,因此愈是革命就愈是要戀愛。連大先生都與他的“廣平兄”住到一起了,還有什麼好顧忌呢,這就是開化,這就是文明社會。信發出沒幾天,左翼自由撰稿人趙平復(現在圈子裡的人都叫他柔石)就和文藝女青年馮鏗在靜安寺泰利巷找了一處秘密的房子,正式同居了,時當寒風徹骨的1930年隆冬。

  兩個月後,在上海城外的龍華,一陣排槍洞穿了他們的愛情之舟。兩人的血流在了一處。

  夜色如年老的瞎眼的母親,

  抱著我感到一溜緊貼而淒涼的溫存。

  而我卻幾次地像一支白白小飛蛾般掙扎,

  願撲向那燈光自尋到了殞滅。

  這幾句讖言般的詩,正是柔石自己、也是那個時代無數青年的命運的一個寓言。他們不甘於黑屋子裡的沉悶,為著對光明的渴望和找尋,終於不願僅僅流連於小我的安穩而走上了一條更為危險莫測的命途,直至青春殞滅,韶華永逝。他們的生命如流星一樣划過黑暗的天幕,留給生者的是永不忘卻的記念。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附記:柔弱與堅硬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裡。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些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嘆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裡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

  紅色少年:殷夫的親情與愛情

  紅色少年:殷夫的親情與愛情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華、徐白,筆名殷夫、白莽等。

  1926年前後到上海讀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8年加入太陽社。1929年離開學校,從事青年工人工作。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任團中央刊物《列寧青年》的編輯。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刑場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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